《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及时间辨考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及时间辨考

　　【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写作缘由和写作时间，目前学界仍意见不一。本文对格•亚•巴加图利亚和英格•陶伯特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和目前国内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认为《提纲》不仅是《神圣家族》发表后由论战引发的动因，同时是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所作的思想提纲，写作时间应为1845年7月初到1845年11月之间。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写作时间

　　一、引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提纲。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对《提纲》研究的一些背景性问题仍有争议。首要问题就是关于《提纲》的写作缘由和写作时间，进一步去探究《提纲》的写作缘由和写作时间，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透彻的对《提纲》进行理解。

　　二、巴加图利亚与陶伯特的观点

　　《提纲》原本只是记录在马克思1844-1847年的笔记本里。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附录，1888年首次发表，所标注的时间是1845年春，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时间表示认可。但20世纪60年代，格•亚•巴加图利亚经考证认为，《提纲》的写作时间是在1845年4月5日到7月12日之间，最有可能是4月。恩格斯到布鲁赛尔与马克思会面是《提纲》写作的直接原因，而《提纲》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拟定的提纲。巴加图利亚的判断依据为：首先，他通过对笔记内容的分析，论证了马克思所做的笔记是有次序的，笔记本的第51—55页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51页的开头，紧挨着在《提纲》之前有四行字，写这四行字的写作时间早于《提纲》。其次，在笔记本的第42页上，有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书目，这可能是1845年4月5日，恩格斯到布鲁塞尔之后编制的，且第42页上的书目和《提纲》之间相隔不长。另外，在《提纲》之后接着有一个共16页（其中一页空白）长书目，这些书目是布鲁塞尔图书馆书号。显然，这一书目是在于7月1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赴英国旅行之前完成的。于是，写作《提纲》的时间范围可能是1845年4月5日到7月12日之间。恩格斯注明的日期是1845年春即3—5月，而当1845年春，恩格斯在布鲁赛尔与马克思会面时，马克思向他叙述了大体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制定这个新世界观。因此，《提纲》最可能写于恩格斯到来后不久的4月。关于《提纲》的写作缘由，巴加图利亚认为恩格斯到达布鲁赛尔，可能是促使马克思起草自己的天才提纲的诱因。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大体形成，马克思反驳施蒂纳《唯一者及其存在物》的意图在1848年12月就已存在。这次会面，马克思把自己的观念告诉了恩格斯，此时两人已经形成了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图。而且，巴加图利亚确认《提纲》中的几乎所有基本原理，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体现和进一步的发展。[1]因此，《提纲》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拟定写的提纲。

　　20世纪90年代，英格•陶伯特重新考证，否定了巴加图利亚的看法。陶伯特认为恩格斯是1845年4月中旬去比利时，4月17日他在布鲁赛尔市申请居住。[2]因此，《提纲》的写作时间不应早于4月中旬，又根据伯•安德烈亚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启程前往伦敦的时间是7月8日之前，因此，在巴加图利亚的基础上，陶伯特的考证使《提纲》的写作时间范围缩小了。陶伯特认为当时围绕《神圣家族》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展开的争论起了特别的作用，它可能是《提纲》产生的直接缘由，这些论战肯定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理解费尔巴哈寻找一个新的开端。[3]依据是：1845年3月到6月期间同时代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费尔巴哈发表于《维干德季刊》第2卷的文章，连同古•尤利乌斯对《神圣家族》的批判，以及1845年5月和6月发表的赫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文章，这些都与促使马克思考虑起草《提纲》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些论战，更加表明需要从原则上解释正在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才是起草《提纲》的最重要的、直接的原因。[4]所以，《提纲》很可能是7月初才写的。

　　三、目前国内的代表性观点

　　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及时间的研究比较少，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聂锦芳、单提平、鲁克俭、姚顺良和夏凡等。聂锦芳赞同陶伯特的观点，也认为《提纲》的直接动因是《神圣家族》发表后引起的论战，而不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做准备。因为争论是在出版于1845年6月底的《维干德季刊》第 2 卷上才展开的，因此，《提纲》很可能是在1845年7月初才写的。[5]他的判断依据是：首先，《提纲》第一条前面紧靠着的四行文字与《提纲》是同时写成的。其次，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上的四行字是《神圣家族》中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等小节的议题。因此，《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另外，马克思要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6]的计划在《神圣家族》中没有完成，而且由于《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剖析不够，引发了它出版后人们的争论，所以说《提纲》是《神圣家族》工作的后续。

　　单提平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演进出发，认为《提纲》是马克思为新世界观而拟定的提纲，是与恩格斯交流看法、统一认识，是拟定之前的一次自我清算，具有独立的价值。其写作时间在1845年3月中旬到4月5日之间。[7]他从以下原因来阐述《提纲》的写作缘由：从起始原因看是为了制定新世界观；从内在原因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一直持保留态度，从未放弃对他的批判；从外在原因看，同时代哲学家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启迪和影响；从实际原因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意见的相互交换。关于写作时间的判断依据：1845年2月22日到3月7日左右，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认为费尔巴哈哲学可以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而这正是马克思不同意的，为扫清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和制定自己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为恩格斯来布鲁赛尔这次会面写作了《提纲》。因此，《提纲》应该写在马克思收到恩格斯来信之后即3月中旬以后，在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的日子之前即4月5日。

　　鲁克俭认为，《提纲》的写作时间在1845年春夏之交，马克思受赫斯的著作《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晚近的哲学家》的影响，这是《提纲》写作的直接原因。[8]论证依据是：1845年5月，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表，6月初赫斯将出版的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寄给了恩格斯，而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在布鲁塞尔，马克思肯定阅读了它，而《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晚近的哲学家》中对费尔巴哈进行的全面批判，必定会对马克思产生影响，并随手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另外，在写作《提纲》前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评价对比鲜明，而《提纲》与赫斯这两本著作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相近。

　　姚顺良、夏凡从思想史语境出发，认为关于《提纲》的写作时间是一个思想史问题，他们根据《神圣家族》、《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史联系，认为《提纲》写于1845年4月到11月之间，《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9]判断依据为：《提纲》前面的四行文字虽然与《神圣家族》中论法国革命与论法国唯物主义等两个议题有关，但《神圣家族》和《提纲》在理论主旨、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上都是不同的。而《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施蒂纳1844 年 11 月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动因，鲍威尔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 3 期上批判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章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原因。为了与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新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迎战鲍威尔。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与鲍威尔划清界限，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任务，已经由《提纲》在私下完成，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作为公开著作发表了。另外，《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为了与自己之前的世界观划清界限、表明自己新世界观，批判以往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

　　四、对写作原因和写作时间的再思考

　　仔细推敲巴加图利亚与陶伯特的考证，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不严谨的。在很多地方，巴加图利亚是通过猜测来推论，他按照笔记本上的书写顺序来推断写作时间不完全可靠。聂锦芳也是仅因为那四行字与《神圣家族》的议题内容有关，就认为《提纲》是《神圣家族》的后续，也是不严谨的。陶伯特考证的可疑处在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不可能在7月初就读到6月25日至28日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卷，所以，因看到费尔巴哈的文章而决定对此展开批判，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提纲》与《神圣家族》有关，具有一定的根据。《提纲》第一条前面紧靠着的四行字，在《神圣家族》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和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这三个小节中，有对四行字内容的相关论述。但《提纲》不是为《神圣家族》做准备，1845 年2月底《神圣家族》就已经出版了，而《提纲》前面恩格斯在笔记本里的字迹，是恩格斯来布鲁塞尔之后写的，恩格斯来布鲁塞尔的时间，据陶伯特和MEGA2的考证时间为4月中旬，因此，《提纲》可以判断晚于4月中旬。而且如姚顺良、夏凡所认为的《神圣家族》和《提纲》在理论目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上都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的阐述，赞扬他们是反对17世纪一切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而在《提纲》中马克思是要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既然《提纲》与《神圣家族》有关，但又不是为它做准备，那么，《提纲》很有可能与《神圣家族》之后引起的论战有关。1845年3月到6月针对《神圣家族》，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特别是6月底，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针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发表的批判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以及鲁克俭所认同的，赫斯在1845年5月和6月，分别写了《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晚近的哲学家》，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这促使马克思重新反思费尔巴哈及其思想。马克思在《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懂实践，可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到“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作了种种天才的阐述之后，绝对的批判竟还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制造一大推陈腐的废物”。[10]可见，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这种体现劳动实践思想的赞扬与《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缺乏实践思想的批判是相矛盾的。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之前对费尔巴哈思想产生了误解，例如马克思在1867年给恩格斯的信上说，在重读《神圣家族》这本书后，“我愉快而惊异的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了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11]马克思肯定了《神圣家族》中的思想，并承认之前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而《神圣家族》之后引起的论战，尤其是赫斯对费尔巴哈全面的批判，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自己与费尔巴哈思想的不一致，以及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因此，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间应该晚于7月初。

　　《神圣家族》发表后引发的论战只是促使马克思写《提纲》的一个外在动因，单提平和姚顺良、夏凡都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发展，不可能仅仅是外界刺激、灵动的结果，这样就显然忽视了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而且从《提纲》的内容可以看出，《提纲》可以说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思想的一次整体概括，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基本成熟的体现。马克思不可能仅因为这个论战，就孕育出了新世界观的萌芽。况且任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的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新世界观应该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中形成的，并经过这次论战而更加清晰明确起来，并决定要和其他观点做一次清算，划清界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陶伯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的产生史》中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8月底至1845年秋天这一期间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地剖析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进行论战。后者主要表现在批判的清理费尔巴哈的哲学上。分析同时代人围绕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特别是围绕费尔巴哈在这个哲学中的地位进行的争论，当是文本的对象。”[12]可见，《提纲》可以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纲，是其前奏。恩格斯在1893年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的信中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它的起源！”[13]如果说《提纲》是马克思整个科学世界观的真正“起源”，《德意志形态形态》就是它的“完成”，因为《德意志形态形态》本就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巴加图利亚也说道：“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达到的一切，都写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提纲》与全部以往的哲学不同，是表达了新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第一个全面地制定了这一新世界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14]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比《提纲》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化，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的成熟。另外，不仅《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提纲》中的思想相近，而且在最新2012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排版是紧挨着的，从侧面反映了两者思想内容的紧密联系。因此，《提纲》不仅是《神圣家族》发表后的论战所带来的动因，更是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梳理、与其他观点划清界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所做的思想提纲。据巴加图利亚的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845年11月，[15]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提纲》。所以，《提纲》的写作时间应该为1845年7月初到11月之间。

　　参考文献：

　　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米•克尼里姆：《弗•恩格斯。私生活、社会活动以及职业。同时代人的叙述和证明》，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陶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1 卷的产生史》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陶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1 卷的产生史》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聂锦芳：《如何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光明日报》，2005.10.18:8。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2年。

　　单提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缘由及时间的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58-64。

　　鲁克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原因及其再评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57-69。

　　姚顺良、夏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判定及其思想史定位——兼论文献考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87-93。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57年。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2年。

　　陶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的产生史》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4年。

　　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林进平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