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与法夫瑞的“孤独”之旅*

　　克林与法夫瑞的“孤独”之旅*

　　娄玉霞

　　（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221008）

　　摘要：克林与法夫瑞分别是《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时代先锋，是社会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男性人物。与女性人物不同，他们的思想、行为及个人体验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新旧风貌。细读发现，“孤独”是二人共有的体验。以“社会流动性”为切入点，从“金钱”与“阶级身份”两个角度探究二人“孤独”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深入了解转型期社会的显著特点及对民众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关键词：孤独；社会流动性；金钱；阶级身份；《还乡》；《卡斯特桥市长》

　　在英国现代主义作品中，“孤独”早已成为无法取代的关键词，作家们都把视线投向了“具有严重孤独感、异化感和病态心理的芸芸众生”[1]506，在他们看来，身处日益尖锐化的各种社会矛盾中，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危机与日俱增，因而充分揭示现代人的异化感和绝望心理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1]507。其实，“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就已陷于种种问题与困难，而那些麻烦和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难题并无二致”[2]。对环境变化感知最敏感的是作家，早在18世纪之初，笛福就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充分描写了人的孤独感；阿诺德在《海斯湖的小船》和《作于查尔特勒修道院的诗行》中书写了个人和人类两种不同的孤独；哈代更是将“孤独”用作其悲剧小说的贯穿性主题。纵观哈代的悲剧作品，虽有酒馆欢聚、邻里相助、教堂礼拜等场景，但“孤独”始终是某位主人公长期或某阶段生存状态的主基调，如，在《还乡》中，“孤独”、“孤寂”、“孤单”等近义词出现30余次。从历史上来看，“孤独”并非19世纪的产物。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起，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孤独意识遂逐渐显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当时的英国社会变成了“孤独的沃土”，哈代在其悲剧小说中熟练地将孤独意识表现的淋漓尽致，多数主要人物被赋予了不同的孤独历程与心境。“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哈代总能更连贯、更深刻地描写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其他小说家做不到的”[3]197-8，而这种连贯性在《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两部作品中得以体现，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克林与法夫瑞均为其所处环境中的佼佼者，都有追求进步的进取心，但最终都磕磕绊绊，饱尝孤独之苦，究其原因，令人深思。下文将以“社会流动性”为切入点、以“金钱”及“阶级身份”为关键词探究克林与法夫瑞的“孤独”及成因。

　　一、社会流动性

　　雷蒙德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书中，单辟一章论述哈代和他笔下的威塞克斯，并指出，哈代小说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使社会具有了一种流动性。哈代在1895年也曾指出：

　　最根本的变化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维系着当地传统和气质的农舍常住居民被大体上是流动性的劳力所替代了，从而造成当地历史连贯性之断裂；对于保存地方的传奇、民俗、社会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古怪的个性而言，没有什么变化比这种断裂更具有毁灭性[4]266。

　　《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两部作品的故事设定在19世纪中叶前后，时值英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虽然工业革命早已开始，但一直“到了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实质的和持久的工业变革”[4]173，促成这种意识转变的是社会生产的变化，包括生产工具的改变（到1840年左右手工织机已被淘汰）、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1771年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出现）和交通运输的进步（1825年开通第一条铁路，1845-1847年间，铁路总长度已达8731公里）；而这些变化对民众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生存方式的改变。在《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这种变化也清晰可辨：

　　老牌儿的红土贩子，现在很不容易看见了。因为自从维塞斯（笔者按：威塞克斯的另一中译名）通了火车后，维塞斯的牧羊人给他们的绵羊作赶庙会的准备工作而大量使用的那种鲜明颜料，又另有了来路，那儿的乡下人不必靠这些买斐司逃芬一般的商行了。即使有一些间或还仍旧存在，而他们从前那种富于诗意的生活，现在也渐渐消失了……[5]122。

　　这里（笔者按：指韦敦·普瑞厄兹村）也能明显地看出岁月流逝的痕迹。从坐转椅、坐飞机、乡下人测力气、量体重的机器、射击游戏装备，都可以看出机械方面的某些改进。不过集市上真正的买卖却大大衰落了。附近一些市镇定期举行的新式大集市，已经开始严重地影响在这里做了几个世纪的生意。羊圈和拴马绳比以前减少了一半。那些缝衣服的、卖袜子的、修桶的、卖布的和做各种生意的小摊子，几乎已经见不到了，车辆也少多了[6]19-20。

　　二、金钱

　　上述种种变化“使乡村社会变得人心涣散、无人照管，表现出衰败群落的那种听天由命的特点”[4]266。但那些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人却力争在“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从农村进入城市，实现自身价值。克林完成了爱敦荒原——蓓口——伦敦——巴黎的行动轨迹，因为“那是他惟一有出息的路子”[5]255；法夫瑞要从苏格兰移民海外，因为“‘如果不走这一着儿，……将一事无成’”[6]56。但在当时，“个人进步”早已被简化为财富积累的对等物，彼时身为英国金融巨头的内森·罗斯柴尔德（1777-1836）曾说：“把……头脑和灵魂、把身心、把一切都用到生意上，这就是通向幸福的道路”[7]。类似言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招致文人志士的口诛笔伐。圣西门认为，“英国染上了黄萎病，症状之一是整个民族非常爱财，一个人的价值和他拥有的金钱对等，却与品质和才能无关”[8]；海涅发出了“不要让诗人到伦敦去”的呼声；1843年，卡莱尔也在《文明与忧思》中猛烈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现金交易”。

　　在《还乡》与《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也批判了当时的“拜金之风”。克林与法夫瑞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甚至陷入迷茫。

　　“我（笔者按：指克林）天天早晨起来，都看见一切受造之物，呻吟劳苦，像圣保罗说的那样，然而我可又在那儿，把耀眼的装饰，卖给阔女人和有名爵的浪子，低三下四地去满足那种顶卑鄙的虚荣——其实凭我这种体格气力，无论做什么都够哇。我成年价心里没有一时一刻不因为这种情况觉得难过的”[5]265。

　　在这个社区，大家仍然喜欢法夫瑞；但是也得承认，他当了市长又成了有钱人，一心想着男女之事，而且野心勃勃，所以在比较穷苦的居民眼里，他便失去了往日那种令人惊奇的魅力。想当年，他是一个心情愉快、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就像树上的小鸟一样，一张口就唱起一支又一支小曲。那时候，人们牵肠挂肚想帮他排忧解难，如今就表现不出那种能激起挂肚牵肠之情的热忱了[6]277。

　　虽同是迷失，但感受主体一为主人公本人，另一是社区大众，此种差异最直接的后果是前者决意放弃财富，转而追求造福同类的高尚目标；后者仍在“金钱至上”环境中继续前行。但克林为乡民谋幸福的计划却并不被后者接受，因为“乡村的人还没成熟到能接受他那种程度呢”，而且，“对于乡村的农人们说，文化先于享受是可能的，也许能够算是真理；但是那种说法儿，却总是把一向人所习惯的事序物理加以颠倒了的”[5]260。最终他意识到，

　　他回到这块僻静的地方来工作，本来期望可以逃开尘网中名缰利锁的烦恼的，但是……那种种缰锁，在这块地方上也一样地存在。他现在比以前更想要逃开这个只承认个人野心是唯一进步方式的世界，而逃到另一个不是这样的世界上去了——现时在他头上照耀着的银月球上，从前某一个时期里，也许曾经是那样的一个世界[5]292。

　　他所鄙夷、抛弃的恰是村民们心所向往的。19世纪，英国人往往把“进步”等同于赚钱和出名，导致整个国家物质繁荣的同时精神极度匮乏。处处皆物质的氛围把推崇精神追求的克林推进了孤独的深渊。法夫瑞在成为粮草商后，在卡斯特桥的酒馆内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歌声。在现金逻辑的指导下，法夫瑞理想的结婚对象伊丽莎白被他快速替换成露塞塔。婚后，他没有“卖掉他那份买卖，靠妻子的钱……当个绅士”[6]223，而是更专注于生意，为了“一些重要的主顾”，新婚后“他雇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先把他那位只做了两天新娘的妻子送回来，……然后他就到方圆几英里的范围去查看那些小麦垛和大麦垛”[6]218。求财之心把法夫瑞变成了爱心缺失、远离家人和社群的“独行者”。

　　三、阶级身份

　　“阶级身份”是与“孤独”有关的另一关键因素。英国当时的社会大体由上中下三个阶层组成，其中上层主要指王公贵族，中间阶层主要指指拥有土地、商行等的资产者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下层则主要包括靠工资过活的劳动者及贫民、乞丐等。按此划分，在巴黎时，克林身属下层，还乡后，经济上属于中产阶级，但精神上却属于上层，因为他家和老舰长家是“唯一的体面人家”[5]99；初到卡斯特桥时，法夫瑞身处下层，积累大量财富后，便跻身中产阶级，荣升市长后，又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可见，金钱、劳动力及身份地位等的流动性是彼此关联的。

　　看重阶级身份是导致克林“孤独”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个人两方面。在巴黎，“他给一个钻石商人当经理”，在村人眼中他做的是“耀眼增光的大买卖”[5]165，母亲希望他“……继续下去，……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他却选择“当一个穷人和愚人的教员，教给他们向来没有别人肯教他们的东西”有价值[5]264-5。表面上看，克林摆脱了世俗之心，只想造福乡民，但当得知朵荪与韦狄的事后，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凭朵荪那样一个女孩子，竟会在结婚那一天，叫人家甩了，叫我们跟着受寒碜、栽跟头，真太滑稽了”[5]236；朵荪丧夫后，有意与文恩成婚，克林却认为文恩“不十分体面”，建议她“到城市里去住着，在那儿认识些人，嫁一个有上等职业的，或者那一类的人”[5]258。这足以说明克林看重家族荣誉及社会地位。此外，尽管他“……绝对不是想把教育青年当作自己进身的阶梯”[5]283，但仍希望将来他办的学校“可以在这一郡里最优秀的学校之中，居领先的地位”[5]289。虽受孔德的利他主义思想影响确立了高尚的仁爱目标，但克林仍无法摆脱利己主义的本能，心系个人阶级身份。母死妻亡后，“他的心长了皱纹了”，孤苦之中，“他往往一个人在荒原上散步”[5]541。归根结底，因无法理清其错综复杂的阶级身份，克林最终未能处理好家庭内部问题，亦无力实现其崇高目标。

　　阶级身份也是法夫瑞走向“孤独”的决定性因素。在 “向上看齐”的主流思潮影响下，法夫瑞力图通过财富和婚姻跻身更高一级的社会群体中。他敬业肯干，积累财富，成为卡斯特桥的大粮草商，同时，与露塞塔的婚姻又助其更上一层。但正是这桩婚事将他带入了底层反抗的深渊。露塞塔本是以一大笔财富继承人的身份到卡斯特桥与曾经的恋人亨察德完婚的，但法夫瑞的出现让她移情别恋，虽然“她本来能够盯上一个比法夫瑞更高的目标的”，“可是她没有多加考虑；她害怕早先结交的人种种难听的话……”[6]183。但婚后她高傲的姿态和高调的做派并未赢得卡斯特桥人的认同，她的情书遭泄露后，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俺们都是体面女人，可跟俺们一样的女人当中竟做出这种事儿，这真是丢俺们的脸啊’”[6]267。这成为“诘奸会”的导火索。此外，“诘奸会”的始作俑者赵普是一个终日为生计奔波的底层成员：故事开始时，亨察德把答应留给他的职位让给了法夫瑞；亨察德要与法夫瑞掀起价格战时，再次雇佣赵普，但最终惨败，赵普被解雇；赵普想恳求露塞塔为自己在法夫瑞商行谋得一份差事，但遭其高傲拒绝。三次经历使赵普心生怨恨，最终，他组织酝酿了那场“一石三鸟”的诘奸会，既揭露亨察德与露塞塔曾经的不雅恋情，又打击现已成为市长的法夫瑞。法夫瑞在不停提高个人阶级身份的过程中，无意触犯了底层人民的个人利益和道德良知，最终双方裂痕出现并加深，导致后者抵抗情绪爆发。“给那些身居显位的人开开玩笑，让他们丢丑，对于辗转在他们脚下的人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淋漓痛快的享受”[6]309，而这个“玩笑”的结果是新任市长法夫瑞之妻的死亡，因阶级地位变化而引发的对立冲突凸显出他的孤立感。事发后，“他最先产生的冲动……是想根据法律对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施加报复”；但他很快意识到，为露塞塔、亨察德和他自己考虑，那是“完全不足取的”，“把这一事件当作是飞来横祸，似乎是对死者身后之名最真诚的体恤，同时也是最佳的处世之道”[6]309。追根究底，为使自身已获得的阶级身份不再受影响，法夫瑞选择了与底层民众无声言和，他“继续办理他日常的事务，对生意上伙伴生硬地笑笑，和讲价的人讨价还价”[6]310，“孤独”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克林与法夫瑞都深受阶级身份困扰，但故事结束时，他们都做到了解除以往的身份羁绊、认清自我、获得他人认同，最终走出“孤独”。与砍荆棘的赫飞聊天时，克林说：

　　“……我心里只有两种想法，再没有别的了：一种是办一个夜校；一种是作一个游行讲道的。赫飞，你觉得这种想法怎么样？”

　　“那俺一定真心真意地去听你讲道。”

　　“谢谢你。那我顶欢迎啦”[5]560！

　　此番交流中，克林一改初还乡时对乡亲们大谈个人理想的高姿态，以平等的身份询问普通村民的看法。这一细节相当关键。当初克林对乡亲们宣讲完个人计划后，未询问任何人的看法，“又往荒原上散步去了”[5]257。从“自恃高人一等”到“自愿与人平等”的转变正是克林对他人认同及对自己身份再认识的过程，理清个人身份后克林终于融入了乡邻中间。最终，他选择在雨冢讲道，“……并不孤单。因为他周围，雨冢的坡儿上，有许多荒原上的男男女女，正在那儿安静闲适地欹着或者坐着”[5]572。法夫瑞最终也放弃了借婚姻向上层攀登的做法，虽然“本来可以选择高等职业人士或者退隐寓公的闺秀”，但他却选择了“‘所有女人当中那位破了产的亨察德的继女’”[6]317。正如一位卡斯特桥市民所言“‘……现今上流社会里没有什么忠实可靠的女人啦’”[6]318，法夫瑞经历过与露塞塔的婚姻后，终又意识到，没有谁“像伊丽莎白—简那样讨人喜欢，那样节俭有度，又在一切方面那样令人满意”[6]162。在当时，与社会流动性相伴而生的是选择婚姻的艰难性，而这种艰难性与阶级因素有较大关系。法夫瑞最终抛却了阶级身份的考虑，而更专注于性格与品德，看清了上流社会繁华之下的堕落，认定了中下阶层中的质朴善良。结婚那天，法夫瑞住宅里“一片喜庆”，“大厅里灯火辉煌，楼梯上人们上上下下”[6]334。婚后，法夫瑞也开始关注家庭，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很快就匆忙赶回家里，不像以前总是习惯于再做一段时间事情”[6]337。

　　克林与法夫瑞分别是是求智者与求财者中的典型。克林旨在传授知识、教化乡民，欲借言论思想“寻求在这一群体中的领袖位置”[9]，其本意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无害他人。法夫瑞一意追求金钱、积累财富，志在想方设法进入上流社会，其目标本质上是利己而排他的，对他人构成了社会财富份额被抢占的威胁，且其经商中的某些行为直接损害了某些底层民众的利益，必然激起他人的报复。此外，克林是以中上阶层的身份施救底层人民，后者虽不认同，但心中仍有尊重或感激；但法夫瑞是从底层摸爬滚打逐渐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曾同属一个阶层的事实定会引起普通民众的羡慕、嫉妒等多种情绪。最后，克林心中有爱，他爱同类、爱母亲、爱妻子、爱荒原，正因如此，他才能最终融于荒原；而法夫瑞恰恰相反，他好像非常热爱家乡，“却竟然从来没有再回去看过”[6]333；虽然把亨察德称为好朋友，却“从来没有像亨察德对他那样动情地喜欢过亨察德”[6]338；对财富的追求使他丧失了爱的能力，与社群的隔阂也逐渐显现。所以，虽同为时代先锋，但“孤独”却有差异，而法夫瑞式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往往占据多数。

　　四、结语

　　当人们能普遍感受到社会变化之时，社会转型早已发生并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性亦已加速，麦克马斯特曾指出，《纽克姆一家》指向了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现象，即社会流动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新来的阶级、地位和财富都空前地引人注目[10]。克林与法夫瑞都是从别处（回）到荒原和卡斯特桥的新来者，他们的言谈思想都不同程度上搅动了原有的传统，引发了一桩桩不同寻常的事件。在新思想与传统的冲击中，他们无疑敌不过人数众多的当地人，于是陷入“孤独”。但把传统思想中的精华融入新式思潮后，两者达成和解，一切又暂时趋于平静，“孤独”也随之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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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tephen Greenblatt,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ingle-Volume 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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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哈维, 马修. 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M]. 韩敏中,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5] 托马斯·哈代. 还乡[M]. 张谷若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6] 托马斯·哈代. 卡斯特桥市长[M]. 张玲, 张扬,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7]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s Prohets, 1798-1848. New York: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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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蓝瑛主编. 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20.

　　[9] 何宁. 哈代研究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4.

　　[10] R.D. McMaster. “Composition, Publication, and Reception”[A]//Peter L.Shilingsburg. The

　　Newcomes: Memoirs of a Respectable Family, Vol. II.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376. 转引自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