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生命哲学的现代价值论文发表

　　方东美生命哲学的现代价值论文发表

　　许金哲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071000

　　摘要：方东美作为新儒家的一员，创建了一套生命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价值学说。此生命哲学的效用不止限于方氏所处的年代，于当代社会亦可提升生命之意义，以达到拯救现代人类之目的；同时，以哲学为核心的文化观，为当今思想界文化界提供了启迪作用；再者，方东美对传统哲学的理解：清晰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生态思想，对于现今日益凸显的生态问题亦有深刻启示。是故本文将从“消解对立、复原价值”“根守民族文化，突破道统观念”和“和谐自然，生态意蕴”这三个方面探讨方东美生命哲学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生命哲学 价值 文化 生态

　　消解对立，复原价值

　　现当代中西方都有对于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反思，比如西方文化走向人解放的历史是与上帝的退隐相伴的，但是在上帝退隐之后，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乃至文学艺术在事实上都没能承担起提供终极关怀的文化功能；在中国现代社会，很多学者也指出：现代人之所以生活上出现苦闷、危机、究其原因是由于精神上得不到平静和安顿而带来的痛苦。

　　这种精神危机更多是源于西方，西方在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上普遍存在着二元对立观，因此西方后现代学者已经开始反思：现代化缔造了各种对立，却也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危机，这种对立的苦果已然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就是“人己问题”、“人我问题”和“天人问题。”

　　首先，人与自身出现了危机，经济的工业化、工业的科学化，使人感到人只是从属于科技，失去了生命本有之丰富的能力，就像徐复观先生所说的：“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战后工业复兴也是以空前的速度前进，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技术的发展，使人感觉只是从属于机器，又因为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之组织日益扩张，每个人都要加入企业组织中，而变成一个小螺丝钉。”[①]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二元对立造成的最大危机，把人在人性层面上应有的尊严，以及自我独立的自主性尽数消减。

　　其次，分离对立的思维方式下，人本身就陷入了价值危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中就少了很多认同，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关系和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冷漠。

　　复次，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社会中，自然界是一种至高无上，充满绝对力量的存在，那时人们姑且还有些许敬畏之心。但当代人们凭借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开始大规模戡役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扭转过来，造成了严重生态危机。

　　基于这种对立冲突，方东美的生命哲学则有缓解此类问题之妙用。他认为儒释道三家所共同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亦可说中国哲学精神都属于生命哲学，均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为了生命的价值领域。所以在方法论上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形成了旁通统贯的系统，采用机体主义形而上学，绝非西方二分法去刻意构建矛盾对立。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去形成对立和矛盾，而是以全体的视阈透视宇宙万物一切差别境界，再去求其综合会通。他的哲学思想学习了怀特海的机体主义，力图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视中国传统文化之天人合一为传统，以周易为根基去构建生命哲学。通过推演周易的逻辑系统，方东美发现整个周易就是一部旁通统贯的系统，这个系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包容性、融通性，尤其是把真善美汇聚融合，视世界为浑然圆通的旁通系统，在此系统中，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可以合体同流，人能够同时分享天的大生之德和广生之德，与外在事物外在自然并非对立，而是成己即是成物，人与人之间更是和顺的。此方法论即成为了应对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超胜之道。

　　再者，方东美的生命哲学不似西方科学，着力于下层客观物质世界，因而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亦不似宗教神学，落脚于所谓的天国，导致了对客观世界的轻视，而是取其“中间”即先把物质世界提升到终极真相的价值世界后再回向到内在的世界中。这是方东美与现代新儒家的共识，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贬抑摒弃西方外在超越或者超绝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在西方超绝的形而上学思想模式中，对于自然和超自然、人和神、心灵和肉体、主体和客体、现象界和本体界都陷入了二元对立，故百思而不得其解。相反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是先“尽人性”通达“天道”后，再回溯到现实世界去完成最高道德，并非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立论，而是从天人合一的存在论立论，这种超越是内在的，本体界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世界中，使得意义领域与当下生活相融相交，密不可分，人类的生命精神也就真正和天地精神相往来了，如此一来：人的生命才有了一种超越对立之上的自由感觉。

　　（二）

　　除了消解对立，方东美的生命哲学还有对价值复原之功效，现代科技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却永远无法遮掩人们生存意义的迷茫以及价值困境所造成的困苦纠结。方东美在其所处年代就曾有如下言论：“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将会是什么样子？假使不管这大多数人，而让他们都堕落到黑暗的深渊里面去，堕入痛苦的世界里面，对于宇宙里面的最高真相，最高的价值不能够了解，那么这将会在人类造成一个最大的悲剧。”[②]近几年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方东美的生命本体是从人生命本身出发的，把人的意义世界安放到了人类生活中，是因现代性导致的意义危机而形成的一股富有拯救意义、呼唤意义世界的时代哲学潮流。方东美深刻体会到了时代发展、人类自我意识上的痛楚，故其哲学思想中充满了对内在人文主义的弘扬，与对价值复归生命的肯定。

　　其一体现于生命本体论，周易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③]说明了天之创生性。加之地之广生“至哉乾坤，万物资生，乃承顺天”[④]构成了宇宙的生生机体，而周易中另有一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⑤]天命是善的，用一个理性的力量支配生命活动，止于至善。所以方东美认为周易所体现的普遍生命体现着一种刚健不息的德性，高悬着理性和价值。

　　其二是方东美的生命哲学在方法论上是超越内在的形而上学，其对哲学起因进行讨论时，就区分了“境的认识”和“情的蕴发”两个层面，即除了追求时间空间上对某种事理的了解外，还需要人们对宇宙人生的价值意识，无论是理论的或是实践的，属于美的属于善的，都要把现实世界抬举到理想的价值世界上来。于是方东美认为人应该先从物质世界提升到终极真相的价值世界，再回向回归。故其人性论必然重视人格的超升，不断地向人性深处去探究，然后体会人性本身的努力和成就，从而形成了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说的至人、佛家所说的觉者，这类超升的人格都是以至善为人生目标，是道德人格中最珍贵的理想。

　　其三，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具有旁通统贯的通性，周易就是一个旁通统贯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容着真善美的价值融通。方东美说：“把外在的自然界以艺术、道德的精神点化了，成为富有美善的价值世界。”[⑥]价值统会是方东美治学的理想和最终归宿，也是其哲学的核心观念。

　　总之，其生命哲学以价值为中心，肯定了人现实的生命，阐释了人生之意义，同时以终极关怀重建了人之精神世界。方东美如是说：“宇宙的普遍生命迁化不已，流衍无穷，挟其善性以贯注于人类，使之渐渍感应，继承不隔。人类的灵明心性虚受不满，存养无害，修其德业以辅相天与之善，使之恢宏阔达，生化成纯，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处处都是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我们的宇宙是价值的增进，我们的生活是价值的提高，宇宙与人生同是价值的历程。”[⑦]对价值的探讨本质上体现了对人己关系、人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真诚要求和热情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并不是反对科技进步，方东美明确表示：科学思想产生之后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帮助人类征服自然，增加我们的物质享受，而在此之前，人类只能听命于自然。相反，和大部分同时代学者一样，方东美会在注重科学发展的同时，启发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继承中国先哲圣贤们普世济生的热忱，并且让这种精神在当代亦有效用。

　　二、根守民族文化，突破道统观念

　　（一）

　　与徐复观、唐君毅等人一样，方东美所处的年代有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所以其现实思考和学术探索中都深怀着对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深沉忧虑。方东美学贯中西，思想活跃，尤善于综合各家并加以创造，以此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其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用“哲学与文化”四个字来概括，他的文化哲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哲学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注重民族生命的精神的比较文化学。二者的构建，在基本立场、资源借鉴等方面都坚持了对民族文化的执守，且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也十分符合中国文化传统。

　　与现代新儒家一样，方东美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这种危机并非完全来源于文化的物质层面，而是来自精神层面,在方东美看来任何学说都是生命精神的符号“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说’，同样应该是生命精神的符号”。[⑧]于是，他区分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主要由科学、哲学、艺术和宗教构成，结合方东美将人的生命分为“形而上境界”与“形而下境界”的观点，精神文化也被分为了“形而上文化”和“形而下文化”。形而下的文化最主要就是科学，然而科学所体现的人类理性只不过是生命形而下境界的自然理性，并不能上升到形而上境界的神圣理性，亦可以说未到达道德理性。近代西方包括我们当代片面发展形而下文化的科学，都会造成人文理想、人的价值理性的缺失。因此，方东美又论证了在形而上文化中哲学的核心地位：艺术表现美，却因为艺术家主观感受无法表现美满，故需要在价值上面加入道德精神。艺术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这就需要两个途径，其一是宗教途径，其二是哲学途径。前者又只能是自然灵魂的道德，而非理性反省的道德，故只能由理性方式提升人格、塑造道德人格的哲学去承担决定作用，这也就是方东美所说：“构成文化的基本精神，理当在哲学上去追求。”[⑨]为了让价值领域散发光彩，克服人类精神危机，像方东美这样根守传统文化着实重要，因为对生命意义和价值进行反思的哲学思想，成熟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譬如孟子心性之学、汲取佛道构建良知本体的王阳明心学等等，对如今文化领域来说，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追求人文精神十分必要。

　　方东美提出民族生命精神比较的观点，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关，近两百多年以来，西方人在武力上的成就滋生出其文化层面的狂妄，有意无意就把世界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同时，中国近代乃至如今都有人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对自家文化充满误解，妄自菲薄，甚至鼓吹全盘西化。对此，方东美表示：各民族各有其文化，各种文化又各有其形态,值得用哲学的理论思维，甚是不同民族生命精神对于民族文化形态的影响，从而形成注重民族生命精神的比较文学。通过分析了各民族文化不同特点，从哲学智慧角度去考察这个问题，最终方东美提出了集个人天才智慧形成的民族精神智慧，即共命慧这个概念。文化形态的差异起源于不同民族的哲学共命慧：希腊民族共命慧是如实慧，其特点是让一切价值契合事物之理，但价值理想却很难于现实世界中实现；近代西方文化是方便慧，其尚能文化最终导致了浅薄的利用主义出现，二元对立更是走向极端，使物质精神严重不平衡；中国文化则是平等慧，追求和谐之道，相比希腊和欧洲，中国传统哲学契幻归真，充满妙性，更能烘托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一方面是对传统儒家哲学的继承，强调人性之内的秉彝；一方面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回应，拒斥西方近代文化重视科学轻视人文的价值取向，同时体突出了人的道德价值和天人精神境界，方东美说：“……中国的人文主义乃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及参与者，其生命气象顶天立地，足以浩然与宇宙同流，进而参赞化育，止于至善。”[⑩]比起其他哲学体系更具有通达圆融，利世利人的特性。但是中国文化之弊端在于过分执着于形而上的道德层面，而轻视了性下的自然世界之理。因此三种文化都有缺陷，方东美认为应该践行“自救”和“他助”，三种文化形态互相融合，互相补充，创造出新的、统一的理想文化，就如今中国而言，即需要恢复优良的传统文化精神，又需要补充现代各国文化内容，这样对于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世界文化皆有益处。

　　（二）

　　方东美之文化观有一大特色值得当代人思考学习，即反对道统。所谓道统即道的传统，方东美尤其批评汉儒、黄老之学，魏晋新道家以及宋明理学之道统观念，他认为汉儒之失，一方面在于董仲舒之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文化失去了中国哲学之精义，导致一些汉儒打着儒家旗号，把五经之学当做获取功名利禄的法宝；黄老之学更是名有道家之名，却流于低俗的权术思想；宋儒则是从学理上囿于道统观念，本已融合儒释道三家，却排斥异端，争儒家正统、孔孟真传，实乃有违中国哲学“旁通统贯”的精神。反对道统的同时，方东美偏爱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和大乘佛学以及宋明新儒家，其中尤其偏重对原始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融合，因为三者都是探索生命之源，及其价值实现途径的学问，儒家是躬行实践的生命哲学，道家从老子的哲学智慧转为了庄子关于生命的言说和表达，佛学纯理论经过渐变也成了佛性论，以指导人的精神生命，与方东美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相符。对于当今学界，在传统文化中正确把握原始儒家道家佛家的生命精神，真正理解中国哲学关心的中心是文化建设中必要的。此外，方东美对待传统文化上也映射出他对自己的定位，在文化上任何一种框框都很难束缚他，因为他尝试历史上各种两极学派的总和，促成各种文化的统会，已经超越了各种传统派别。对于多元文化遍布世界的现今，文化的兼容并包，共同发展，所以在讲文化复兴的现代，把现代化看成全盘西化是不可取的，应该以真的东方心态去研究西方，自助和他助相结合；同时，不应似牟宗三等人反对西化却将出发点和归宿放在捍卫和继承儒家文化道统上；再者，不得因争夺正统而贬抑异己，或将传统文化用于功利，。我们要留意的是中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凡是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有光荣和伟大贡献的思想，我们当一体欣赏。

　　三、和谐自然，生态意蕴

　　如上文所述，西方哲学习惯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强调主客二分、物我之别以及天人之分。而中国哲学则强调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的统一和融合。本节则从探讨人与宇宙自然关系的角度着重探讨方东美的自然观对当代的启示。

　　探求其和谐自然之生态意蕴，首先应了解方东美对哲学范畴的生态理解，首先是其宇宙观，宇宙是西方哲学中常见概念，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常出现，因为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宇宙看成没有生命的机械系统，而是看成充满生命的有机系统：方东美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宇宙是所有存在连续、不可分割的统一场，并非西方所说的物质的机械系统，方东美说：“他们（中国哲学家）不常用‘宇宙’这个字，正代表他们不愿意把宇宙只看成一个空间和时间的机械系统，所以在经书子书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些观念，像‘天’、‘天地’、‘乾坤’等代表创造化育的作用，在自然创进过程中择优‘道’、‘自然’‘阴阳’、‘五行’等观念，再如‘虚’、‘理’、‘气’、‘心’等等亦然……”[11]同时，宇宙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体，与西方时间空间观念下的物体机械存在场合相迥异，方东美所说的客观世界的理和主观生命精神的情应统一于一体，这种中国哲学式宇宙观—兼备物质和精神的特性，不但有物质的实在性，又有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方东美看来，宇宙保罗万象，生机弥漫，是一个无时不在发育创造，无处不在流动贯通的统一场。

　　其次，和宇宙类似的范畴还有自然，方东美眼中中国传统哲学所昭示的自然是：大化流行、广阔无垠、充满神秘的创造力的，而非是西方理解的：除去价值意义所剩余的物质部分；更不是部分科学所说一切可以认识的现象的总和。我们中国哲学的自然是包含本体论意义、宇宙论、价值论意义于一身的，可以说是世界的一切。方东美强调生生之德，其中就阐明了：从本体论角度看，太极生天地，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太极即本体，而化生万物的自然就是本体；在宇宙论角度，不止是万事万物存在根据，还是其运行衍生的场所，是万物化生的统一场；价值论方面，自然界的造化还需要人类理性的参与，创造真善美的和谐，所以也是呈现多元价值层级之处。

　　总之，上述中国传统哲学所体认的宇宙、自然中不仅仅是物质活动的场合，还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这种说法也可以叫做万物有生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生命是宇宙万物的形而上的本体， “‘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哉，原始要终’生命是终极性的存在，是天地万物的根源。”[12]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儒家之所以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之所以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以尚天同志，兼爱以全生，就因为天命、道本、天志都是生命之源，。既然宇宙万物应交感和谐统一，生命价值也统会如斯，那么人与宇宙万物与自然世界亦应是合成一片，将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乐章。人也理应参与其中，把生命展开去契合宇宙自然，表现为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儒家、道家、墨家都是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广大悉备的和谐”或“整体圆融，广大和谐”。和近代西方社会所表现的：人们对自然只是不断利用和索取，实质上毁灭自然界的“浅薄的利用主义”不同。

　　因此，方东美对宇宙、自然范畴的理解都是紧扣生态意蕴的，未落后或脱离于当代广为人所关注的生态课题，甚至遥相呼应了当代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首先，方东美发扬了中国生态思想，明确了自然、人和人的精神一体之观念，天人合一是个老牌说法，但将人文世界和人的精神纳入宇宙统一体，则是方东美的贡献。这就在思维方法上，彻底批判了西方哲学思维方法二元性、机械性、分析性的特点；。第二，方东美明确“真善美是生态的统一”，三者是相得益彰的，可以成为一种生态的循环。于是在物质利益上，不但驳斥了西方二元对立思路下，只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戡天役物的做法，还批评了西方个人中心主义、追逐私利、导致价值和意义被颠覆虚化，方东美说：“由于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因此就自然来说，表相和实相不能一致。由于人和自然的对立，因此就个人自己来说，受拘的自我无法和超越的真我合一。”[13]以宇宙“统一场”为根基的真善美被对立思想解构的黯淡无光。除了批判驳斥，方东美的生态哲学观还有针对性的解决现代人与自然问题，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在其《方东美生态思想及其意蕴—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为例》一文中总结出以下观点：方东美的宇宙是“统一场”针对于纠正宇宙支离破碎不相干的现代观念；“万物含生”观点适用于改善只重物质不顾精神的观念；万物相互依存的思路则可以有效应对现当代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人主义，等等，均体现了其经久不衰的哲学精华对中华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