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新时代艺术交流合作中的“中国-东盟模式”建构

　　社科论文：新时代艺术交流合作中的“中国-东盟模式”建构

　　摘 要：在现有的双多边机制、区域合作平台下，中国-东盟在“一带一路”愿景中积极开展艺术合作，不断拓展交流空间、深化合作内涵、提升区域效益。当然，双方交流机制、交流方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加上艺术交流的特殊性，使双方的合作难免遭遇一些困难和阻碍。那么，在新时代如何克服困难，创新中国-东盟艺术交流合作路径，共同创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艺术创作、展演、教育共同体，推动区域传统艺术保护、文艺复兴以及艺术产业发展，从而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国-东盟模式”，显然是一项意义重大又充满挑战的任务。

　　关键词：中国-东盟；艺术交流；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通过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在沿线国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并以“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最终目标。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与东盟诸国先后签署了《联合宣言》《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和合作框架。开启对话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初步实现了从合作意愿到实质建设的阶段跨越，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而艺术领域作为双多边交流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文化多样化语境下的任何一个大举动都可能深刻影响到区域文化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国际文化合作的发展，因此在新时代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东盟艺术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或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双方艺术交流历史悠久。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事业日见繁荣，本着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密切合作、互利共赢的宗旨，开启了双方关系的新篇章。近十年来，双方先后签订了《南宁宣言》《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等文件，为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奠定了基础。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以来，在“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艺术交流迈入新的阶段，交流合作空间得到新的扩展、内涵日益加深、效益逐渐凸显。

　　（一）交流空间得到扩展

　　中国与东盟艺术交流，从历时性来看，传统文化、现代艺术交相辉映；从共时性来看，人才培养、艺术创作、文化保护、产业发展等多项议题相得益彰。交流空间的扩展，并非单单是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类型交流合作范围扩大，也不仅仅是写生采风、展演展览、交流推广等的交流合作形式的多样化，其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是将原本偶发性、单一性的交流活动推向常态化和综合性。当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基础平台，以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国-东盟戏剧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品牌项目为重要支撑，以“欢乐春节”、《碧海丝路》等专题活动为辅助，共同构建了一个常专兼具的平台。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14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已经成功举办12届。中国成为东盟国家留学的重要目的地，双方留学人员目前超过了20万。[①]与此同时，中国文化部也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平台，加大面向东盟的艺术创作、传播的项目资助，而由行业协会、艺术团体、艺术家或文化企业等发起的“中国-东盟艺术双年展”、《吴哥的微笑》等项目亦影响日渐扩大。纵观各项活动举办的频次、规模、规格、主题、主体，中国-东盟之间的艺术交流业已形成日常与专项活动共存、政府与民间多方互动的常态化和综合性局面。

　　（二）交流内涵日益加深

　　在艺术交流过程中，范围扩大、形式多样是针对审美方式单一化、沟通渠道不通畅的弥补措施使然，而内涵加深则是突破表象的形式，在常态、稳定的交流机制下达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艺术人文精神的观念共识，引发对区域艺术以及艺术交流的深度思考，进而倒逼交流各方创新思路，寻找问题解决方案以实现区域艺术的进步和繁荣。概言之，中国-东盟区域艺术价值观念所含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意涵，是基于艺术符号多样性和传播渠道通畅性的关于“人的主题”和“艺术自觉”[②]表征，其指向则是从以技为主到以人为本、从交流合作到区域共识的转变意愿。二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已发展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关系之一”[③]，随着双方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在文化艺术领域呈现出了一大特点：具有原创性的艺术精神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中被抽象出来，使得人文脉络居于区域性传统艺术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议题中心。这种具有共同利益指向的深层次对话，无疑使双方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超脱了艺术之于技艺的原初对比，进而有利于纾解民族独特性与国际标准化、现代人文性与传统工具性等方面的多元对立。中国-东盟区域间这种“艺术自觉”推动艺术交流内涵加深，其实质就是在众多交流活动中既激发民族艺术意识的觉醒，也在交流碰撞中达成艺术融合与创新，进而逐渐凝聚和生发出对区域文化艺术的自信。

　　（三）交流效益逐渐凸显

　　艺术交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往往彼此融合、互显共生。“一带一路”倡议下，艺术交流的经济效益既隐于快速增长、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也呈现于高度互联互通性所促进的对东盟艺术资源的探索与开发之中。譬如由中柬艺术家共同编创的驻场演出《吴哥的微笑》，不仅有效保护、传承柬埔寨的传统艺术，还通过促成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来打造艺术品牌、培育艺术产业、开拓艺术市场，进而提升艺术产业竞争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化趋势对传统、本土文化艺术的冲击。虽然由于艺术产业方兴未艾，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与东盟之间艺术交流的经济效益暂时难以用生产、贸易、消费等方面的数据直观表达，但是通过艺术交流与合作有效促进区域进步、文化创新、社会发展的成效则不容小觑。例如，在“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中，成果共享不仅仅局限于平面、简单的艺术展示，而且通过展演将更深层的艺术教育理念、艺术创作精神寓于超越国界的艺术语言之中，从而推动交流各方在了解自身艺术教育实力、找准国际艺术人才培养方向的基础上，通过高层次的交流互访、专业化的研究探讨、实质性的落地合作等多措并举，有力推动了区域艺术教育的改革和艺术观念的创新。

　　当下中国-东盟艺术交流合作的若干困境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覆盖东南亚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行动致力于打造中国与东盟双多边“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并基于传统地缘、亲缘优势，中国与东盟在艺术交流合作方面已经取得诸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受到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和各国发展现实问题严峻的深刻影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艺术交流与合作依然存在不少困难、障碍需要克服和逾越。

　　（一）交流机制仍不够健全完善，不利于形成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与东盟当前已经实现了艺术生互派、艺术家互访、艺术作品互展、艺术团体互助，并涌现“文化年”“艺术周”“教育年”等特色项目，但是涵盖多维关系的机制缺失使得在实际的参与主体之外，未能在民间或非专业人群中实现艺术观念深植，不利于形成持续性的影响。

　　首先是官方与民间的沟通融合机制仍有待健全完善。中国与东盟之间艺术合作当前以官方主导模式为主，这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相适应，推动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极易受政治关系的直接影响与制约。值得注意的是，美、法、日、韩等国在东盟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中，始终与东盟保持相对良好的艺术交往与合作，其一大秘诀便是得益于稳固、畅通的民间沟通机制，这方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其次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新融合机制还未能有效运作。传统艺术与现代文明之间、发达地区与后发地区之间，存在差距和隔阂其实是个全球性问题，有待创新融合机制加以调解。如何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潮之下一方面杜绝故步自封，一方面做好民族艺术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树立文化自信，避免传统、特色的丧失，这些都需要创新交流机制来消除国际间艺术交流与合作是否会对本土艺术造成负面影响的顾虑。

　　（二）交流方式依然不够优化，不利于合作交流内涵的深化

　　合作与交流方式不够优化，并非指艺术领域中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类型在交流中所占比重的问题，而是存在一些过于追求大规模、大场面项目的现象，以形式多样的表象掩盖意涵创新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忽视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过于强调作品的小众化、精品化，未能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得交流面过窄、互动性过低；还有一些过于追求直观、短期的经济利益，以牺牲价值理想来实现产业化的目标。如此等等，显然都不利于渠道拓展、内涵加深、互信认同，从而有碍于双方交流合作的发展与深化。

　　（三）文化文艺的特殊性，使交流合作易受多方制约与影响

　　在实际交往中，我们不能忽视东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艺术交流推进所存的一些误解和疑虑，其主要表现可大致归纳为“邻而难通，用而难信、近而难亲”。缘何造成东盟对中国误解和疑虑？在双多边交往中，尤其是关涉价值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文化艺术交流，影响因素从来不仅仅是区域文化异质性问题，还牵涉历史遗留、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时代主题等多方面。

　　一是邻而难通。山水相连使得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气候相似，东南半岛国家深受佛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国土相接的地区民族同源、文化同根，在隔海相望的地区不少是宗教同流、民俗同风。但尽管如此，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通约性依然不易通过由生活习惯衍生的建筑、音乐等艺术，或由儒家文化衍生的书法、传统绘画等艺术在中国与东盟间找到广泛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艺术交流“邻而难通”，既有客观因素隔膜，也有主观认同偏差，这也成为交流实务中的一大障碍。

　　二是用而难信。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发展，部分东盟国家缘于区域政治、经济地位的诉求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有加深的趋向。民族主义，尤其是对艺术资源保护、开发、传播的民族主义，对外排斥有某种内在规定性，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化艺术安全与政治、军事安全挂钩，并夸大其作用。而地区主义则表现于要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共同市场的诉求，一方面对中国具有互动合作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艺术交流不可避免涉及政治、经济而又心存疑虑。因此，这种带有保守特质的竞争观念，使东盟之于中国艺术交流用而难信，成为双多边交流合作的又一障碍。

　　三是近而难亲。东盟之于中国的“近而难亲”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希望接近中国，共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实惠，搭乘发展的便车实现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又希望将“一带一路”所倡议的互联互通限于经济领域，并在文化、思想等方面严防所谓的中国“渗透式影响”，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中国-东盟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深化与发展。

　　此外，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阻隔、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的相对滞后等，也会影响到双方合作交流的深化。现代国际文化艺术的合作与交流，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创新性、协同性、系统性都很强的工作，要求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参与运作，针对东盟国家文化艺术合作交流的人才培养、引进和储备等方面的建设工作相对滞后，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影响当下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合作的又一障碍。

　　构建双边艺术交流合作的“中国-东盟模式”

　　造成中国-东盟艺术交流合作困境的原因有多种，要克服困难、逾越障碍，进一步推动双方在艺术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则需要构建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国-东盟艺术交流的创新机制与模式。这种机制与模式，显然不同于中欧模式、中美模式或东亚模式，而是立足于东南亚的一种新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东盟模式”。在此模式之下，首先要求明确定位、理顺思路、创新机制、消除疑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与东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艺术创作、展演、教育、改革共同体，实现区域传统艺术保护、文艺复兴以及艺术产业的繁荣发展。

　　（一）明确定位

　　开展区域间双多边艺术交流，首先需要找准艺术交流自身、主体以及具体措施的位置，明确核心定位，并以此来指导和规范交流项目和行为。

　　1.核心定位：相通但不相同。“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区域互联互通基础上关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构建。一般而言，互联互通指的是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文化艺术领域的互联互通重点在“人心相通”，其要求是双方或多方在以开放的姿态、共享的心态和发展的形态所构筑的对话语态中展开艺术交流与合作。并且，相通的同时也重视“不同”：既包括宏观层面，如国家性质、政治主张的不同；也包括中观层面，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还有微观层面，如文化类型、艺术风格的不同；以及实务层面，如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区域发展程度不一的中国与东盟之间所确立的保护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等。相通但不相同的核心定位，旨在通过相通所包含的互信、存异所包含的尊重来消除东盟国家的困惑和疑虑，为中国与东盟艺术交流定下“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基调。

　　2.实施定位：主推但不主导。中国主推与东盟的艺术交流，一是体现出中国面对区域构建文化对话机制的积极性，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开展双多边艺术交流，实质是继续扩大和深化开放、共享领域，拓展区域共识与合作空间；二是面对传统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任务时敢于担当责任，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于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担当一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主动面对艺术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难；第三则是在具体交流合作事务中，基于“东盟内部领导权的缺失、各成员国发展层次的巨大差异对东盟协商一致的能力带来挑战”[④]，中国适时、合理地进行外部性协调和机制性补充。换言之，中国主推但不主导与东盟之间的艺术交流，与东盟共同构建开放合作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中发展和创新区域艺术交流合作的“东盟方式”，在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主张的基础上协同行动，共促文化艺术繁荣。

　　3.目标与原则定位：平衡但不平均。平衡既是指中国与东盟之间综合性平衡关系的构建，又指区域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持。尽管中国之于东盟各国是平等的，但是不论从人口、面积还是经济发展等方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在与东盟国家单独进行双边交往时，中国之于其他国家的大国形象尤为明显。而在具体的国际关系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国家的身份和心理的自我建构难免深受这种力量比较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小国对大国的心理恐惧，“大国即使什么也不做，仅仅是权力格局失衡的状态本身就足以导致小国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失衡状态”[⑤]。那么在中国与东盟的艺术交流中，构建消除其他国家疑虑、克服交往障碍的综合性平衡关系就尤为重要。综合性平衡关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平衡；另一方面是在艺术领域内部包含传统与现代、教育与创作、本土与国际的平衡。对于领域平衡而言，如果说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交往是为了保持各国政府间相互依存中的合法权益，那么艺术的交流则更多是基于非官方组织专业化、常态化的接触以提升各国的依存度与平衡性。例如，2017年3月，广西艺术学院、中国-东盟中心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高等教育与发展区域中心联合发起由19所中国和东盟国家高水平艺术院校在南宁成立的“中国-东盟艺术高校联盟”，作为非政府组织，联盟的宗旨是培养人才、科研创作、繁荣艺术，多措并举在区域内有效整合艺术资源、优化合作结构、深化人文内涵。可以预见，该联盟合作框架的专业性，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艺术教育、创作、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平衡关系，还因为广泛覆盖和多维接触而有利于维护区域文化艺术生态平衡。

　　不平均不是放弃对均衡或平等的追求，而是无论是优惠政策投放还是发展措施制定都无法做到绝对平均，中国与东盟区域内部不仅各国之间经济能力不相一致、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即便是相同国家、相同历史的艺术形式之于不同的语境，其价值也难以一成不变。之所以确立不平均的交流原则定位，旨在有重点、有层次地推进艺术交流与合作，并从中确立“关键的变量不在于物质性的地理或人口因素，甚至也不是生产能力，而是互动的程度和模式”[⑥]。

　　（二）理顺思路

　　创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艺术创作、展演、教育共同体的愿景，需要专业化的交流形式、现代化的交流主张、产业化的交流方案、国际化的交流蓝图等多方面支持。然而在具体的交流合作事项之中，则需要以适宜的力度、合理的节奏、恰当的层次以及平稳的步骤推进艺术交流，这就需要理顺从保障质量、塑造品牌到专业化联盟，从保护传统、促进创新到现代化转化，从人才培育、专业研究到艺术产业化及其管理，从立足本土、面向区域到迈向国际化，从短期访问、常规接触到常态化交流合作，从个别项目、单一领域到综合化合作等一系列思路，保障艺术交流合作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1.理顺“质量-品牌-专业化”的思路。以高质量、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和创作能力作为交流的基本保障，并基于此积极打造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品牌项目，最终依靠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实现高层次、可持续的艺术合作。譬如外交部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在各大高校建立了30个“中国-东盟人才培训中心”，成效初显——在竞争中各家各显神通，愈加重视各自艺术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和专业化程度，并逐渐打造自身的拳头品牌产品。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2012年“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承担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发掘、培训等交流事务，目前已培养了东盟艺术人才300多人，涌现了杜氏清花（越南）、陈永馨（马来西亚）等一批知名艺术人才。[⑦]在提升质量、塑造品牌和致力于推动专业化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2.理顺“传统-创新-现代化”的思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盟共同面临传统艺术如何保护、精神价值冲突和文化实力薄弱等挑战，如何推动本土传统艺术与国际现代文化接轨，使之既能保有自身特色而又不失现代意蕴？就此而言，推动传统艺术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不仅是为了寻找隐于历史渊源之中的文化基因，还在于透过传统文化存续的问题探视艺术内涵现代性和价值创造性转化的现实合理性与可行性。那么，中国关于在传统文化创新的议题之中寻绎艺术现代化依归的主张，其实也包含了现实合作中区域文艺复兴的具体事务以及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创新方案。因此，“传统-创新-现代化”思路，可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艺术交流合作的共同基础，一起探讨和推动区域文明秩序重塑与发展这一宏大议题。

　　3.理顺“创意-研究-产业化”的思路。当今社会，技术快速更迭，思想观念不断解构、重构，艺术边界不断消解、融合，业态形式不断消失、新生，在此背景下，文化创意、技术创新、产业培育成为当代艺术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也契合“一带一路”以经济为主推产品的发展思路，因此文化艺术及其产业化，在“一带一路”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4.理顺“本土-区域-国际化”的思路。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有了本土作为立意本源，才容易使之保持独特风格；区域作为辐射的对象和吸纳的资源，则使其兼具丰富意味。如果说实现艺术的现代化是为了使其更具时代感，那么国际化则是通过广泛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来达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以此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创作国际化的深层意涵，其实是通过艺术展示方式参与国际化对话，在推送个体的艺术理念同时促进人心相通。

　　此外，还有“短期-常规-常态化”的推进思路。以短期交流作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常规接触机制实现交流的常态化，从而破除偶发性活动所难以掌控的不确定性，有步骤、有层次、有节奏地深化交流，常态化是全天候的重要准备。另如“项目-领域-综合化”的思路，从重点项目出发，以优势学科或共识较强的艺术门类为支撑，最终实现各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