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从玉的不同镶嵌形式探析玉器的文化引领价值

　　社科论文：从玉的不同镶嵌形式探析玉器的文化引领价值

　　【摘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断创造出龙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形态各异而又互相交融的文化，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其中尤以玉文化为代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采用“金镶玉”设计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奥利匹克文化相结合，借“金玉良缘”的美好祝福，表达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玉器在中国的地位可见一斑。关于玉器的研究也极为丰富，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玉器的物料、纹饰、内涵的探讨上，笔者在探索玉文化的过程中关注到了几例独特的嵌玉形式，从红山文化女神像中两片点睛神作的青绿玉片，汉代的嵌玉漆壶、玉镶棺，再到当代的金镶玉奖牌，玉器的单一呈现及与其他物料的组合不单单是艺术的装饰与点缀，而是不同时期玉文化引领价值和人们信仰与艺术审美的侧面反映。因而本文特从嵌玉的角度，讨论不同时期玉的不同镶嵌形式，侧面探析中国玉文化的引领价值及与其他文化的交融。

　　【关键词】玉器；镶嵌形式；中国玉文化

　　著名学者叶舒宪先生曾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之说”。在史前宗教与信仰统领人们思想的文化背景下，玉器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承载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活的希冀，玉器作为宗教祭祀用具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随着朝代更迭，玉文化发展虽如潮起潮落，却生生不息，并不断被后人开发创造。

　　本文择玉器史三段说为基本时间轴，以玉器发展曲线上的三次高峰，即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及明清时期为时间节点，通过对前两个时间段有代表性的嵌玉器物或形式的讨论，分析镶嵌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需要提出的是，文中所讨论的“镶嵌”并不是单向、物质与物质之间的镶嵌关系，而是以镶嵌行为为基础的一个双向形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之前玉的镶嵌形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虽然跨越了尚无文字记载的蒙昧时代[[1]]，但各区域在文化的发展上却是超前的，玉器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精神载体：从装饰用具到祭祀礼器，从写实的生产活动）、动物造型刻画到为原始宗教而设计的神徽造型。由于此阶段属于巫玉期，即绝大部分玉器的生产和设计都是为宗教祭祀而服务，有象征宇宙轴的玉琮、中心概念的玉璧、琮璧结合反应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可能反映生殖崇拜的箍形器等等。

图1   红山文化女神像

1983年出土于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现藏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由于玉器绝对权威的思想统领地位，这一时期玉的镶嵌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小型的玉珠点睛，以目通灵的神来之笔。眼睛，作为人与人交流的第一扇窗，能够洞察一切，人们往往仅有眼神就可以表达内心所想的一切。《诗经·国风·野有蔓草》中“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一句，以“清扬”写眉目传神；又有唐代诗人元稹在《崔徽歌》中写到 ：“眼明正似琉璃瓶，心荡秋水横波清。”史上描述眼睛诗句数不胜数，而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塑母神头像堪称史前表现眼睛的典型案例（图1）。母神面颊丰润，唇部涂朱，整件作品为泥塑，却在眼部嵌以淡青色圆形玉片，正面突起，背面平齐，经抛光后更显明亮润泽，带给人一种神秘感，尤显传神。在她周围伴有几例女性乳房及其他人体塑件，也为原始社会“母神崇拜”思想的存在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物证。[[2]] 此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区域内，还出土了一件玉嵌松石双面两性人玉器（图2），这件玉器古旧包浆罩，沁斑呈黑褐，眼乳镶松石，两面绿同色。[[3]]与泥塑母神头像不同的是，其镶嵌关系是玉器之上镶嵌以松石，看起来两者色泽差异并不大，但是却能更加立体地突出表现眼睛，五官表情也因此显得极有神韵。虽然从镶嵌行为来看，两者都是为了表现眼睛。但从镶嵌与被镶嵌的器物关系来看，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笔者认为，前者的镶嵌中“圣意”更浓而点缀次之，泥塑母神头像眼中的玉片似乎成为了人神沟通的媒介，神圣而亲民；而后者的镶嵌装饰意味更浓，更突出玉器主体。

　　第二种形式表现为整体玉器的镶嵌，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墓葬之中。浙江省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柱状玉器，常发现在棺盖之上，与“棺床”上的随葬品有10厘米的高差，似为某种棺上饰具。良渚文化棺上饰玉，则可以视为以璧镶棺的萌芽了。[[4]]无独有偶，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石峁遗址中所发现的玉器均是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叶舒宪先生在《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一文中提出史前石峁人在石头建筑中穿插玉器，不是作为建材用，而是为满足辟邪深化功能用的。此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以玉石为神圣物的信仰和观念。

图4  红山文化

玉嵌松石双面两性人玉器；图片取于《红山文化玉器》一书

　　其三，则以装饰玉为表现形式，这与“大玉器”和“玉料的工艺设计”息息相关。中国新石器时代以玉器闻名，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大玉器”。据不完全统计，新石器时期已出土“大玉器”20多件，主要分布在江淮流域、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5]]以良渚文化玉琮为例，不少形体较大，高度超过30厘米的不在少数。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玉猪长约72厘米，宽32厘米，高38厘米，重达88千克，有着“中华第一玉猪”的美称。此外，玉璧、玉钺等的形制都以大为先。那么试想在史前中国玉矿藏与制玉技术互不相衬的环境下，就地取材便成了琢玉技艺高超地区的为主要玉料来源，因而“玉尽其用，点玉不弃”的思想也促成了各种新器物的诞生。如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嵌玉漆杯（图3），其上的玉粒往往是玉壁琮孔内玉料的多次利用。首先将余料制成更小的玉环、系壁等，再将更细小的碎料琢成玉粒，粘嵌在漆木器的表面，作装饰玉用。[[6]]因而，这层镶嵌关系较前者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工艺美术上的设计，可以说是因惜玉如金而出现的玉的镶嵌。笔者猜想，在以玉事神的新石器时代，这便是玉匠们的不得已，但也同时反映出了彼时玉文化的统领定位。

　　青铜时代

　　二里头文化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过渡期，也被公认为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结合该时期出土的玉器来看，夏文化时期玉器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王玉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图 4绿松石青铜饰件

　　此时玉器的角色已经由神圣化、神秘化的庙堂之中摆脱出来，周代更是进一步从巫玉制度转而为玉瑞制度。而在镶玉器物的发展上，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其特点，将夏商周三代（即青铜时代）的镶玉形式归为一体，主要表现为绿松石的镶嵌。绿松石因所含元素的不同，颜色也有差异，多呈天蓝色、淡蓝色、绿蓝色、绿色、带绿的苍白色。[[7]]因其艳丽的颜色和便于拼嵌、粘嵌、固定的特点（绿松石质地细腻，光泽柔美，硬度适中，孔隙度较大，孔隙里含水率达18--20%）而为古今中外用作装饰品。在学术界，绿松石也被认为是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关注。1987年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青玉半月形器是二里头文化首例典型玉器镶嵌工艺的体现，也是商代玉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嵌绿松石青铜饰件（图4），以及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其上都镶嵌有上百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后者更是在所雕刻的精细蟠虺纹的主要部位镶嵌绿松石，这样青铜与玉石的组合，金黄与翠绿的碰撞不但为器物增添了别样的美感，细腻对比之间更显王者的尊贵风范。

　　青铜时代玉（松石）的镶嵌形式也从微观层面反映了“玉兵时期”到“玉礼时期”的转换。玉兵时期被学者界定为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短暂过渡期。红山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定数量的玉斧、玉刀、玉铲等“玉兵”类玉器，从石兵器到玉质兵器的探索，再由以玉为兵到以玉为礼，这样的功能与内涵的转变在玉的镶嵌载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之后玉的镶嵌形式

　　转而至春秋，随着儒家学派对佩玉习俗的肯定、孔子本人对复兴周礼的追求，玉的人文含量也不断被重塑和丰富，古之君子必佩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玉器主要以礼器和装饰器的形式展现。秦始皇以其热衷于成仙而闻名，汉家帝王亦是如此。通灵宝玉成为了他们的宠物，能助其肉身不腐，灵魂长存。除金缕玉衣、铜缕玉衣等外在形式之外，玉琀这样独特的器物则是在人身上嵌玉的雏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墓主人口中含玉的现象；西周时期也已出现口含玉蝉的现象。而前者含玉是以玉事神，以玉质品来贿神，以求神赐生命永恒，后者则更添个体生命思想，口含玉蝉即借蝉死而复生的特性。汉代的玉琀则在这基础至上发展形成了“玉九窍塞”器物组合。

　　汉亡之后，随着新的礼崩乐坏及佛教、道教的流行发展，魏晋时期士人思想更为自由烂漫，对玉器的追求与宠爱则表现得更为怪诞。食玉之风的盛行是将汉代“玉九窍塞”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甚至极端化发展。对比服用五石散的功用，食玉可看作是一种对精神刺激的追求。对此李鹏飞先生在《从古代食玉成风看中国传统玉文化审美经验的跃迁》一文中已有研究，他认为魏晋之人食玉，是在巫术思维下，企求以食用、吸纳的手段，汲取玉石坚硬长久的力量，强化身体的机能，获得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效果，或者是制造一种病态的感官刺激。[[8]]那么就玉的镶嵌关系来说，笔者认为无论是玉九窍塞还是崇尚食玉，都可视为是人与玉的镶嵌。人与玉的结合，一方面可以表现为上述的有形镶嵌，用各种形式将玉“肉身化”，也反映了古人对玉聚天地精气，能凝魂聚气功用的肯定及其高度的生命意识。

　　那么另一方面，汉代作为玉器发展的第二高峰，镶嵌技术也被大量使用。伴随着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所着的金缕玉衣的出土，刘胜所枕的镶玉鎏金铜枕继而见世，其平面上镶嵌浅浮雕云纹玉片，将“金”“玉”两种象征尊贵和高洁的物料汇聚在一件器物之上，可见其拥有者身份地位的无比尊贵。资料显示，“金镶玉”的组合呈现，与西汉王莽修补玉玺有关。笔者认为若将金玉组合的含义扩大，那么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绿松石与铜牌的组合就可以称得上是“金镶玉”最早的雏形了。除金镶玉的形式外，嵌玉的其他器物也是熠熠生辉。如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的玉镶铜卮：工艺构成极为别致，器身为鎏金铜铸筒形框架，口框与底框同为圆形，二者之间连接九条直棱柱，中间分别嵌入九块青玉片，玉片表面饰有谷纹。[[9]]虽然在战国时期错金镶嵌工艺就十分发达，如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银包金镶玉带钩（图5），但是此件以玉为主体，堪称一件玉雕与青铜与漆器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此外，与金缕玉衣的文化观念相称，西汉时期以玉镶棺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

图5  银包金镶玉带钩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时至唐代，玉器本身含蓄内敛的特征与唐朝自由奔放，自由张扬的风格有很大出入，因而对于玉器的“改造活动”开始了，此时玉的镶嵌表现为各个方面，如将同时代绘画、陶瓷、雕塑等表现手法融入玉雕创作中，又兼收并蓄，汲取中亚、西亚等地金银器的艺术精神，形成了富丽尊贵的组合作品。如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一对玉手镯，采用金镶玉的形式 、凸旋纹的设计为这件饰物增添了更多的异域风姿。

　　唐代以后，文化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地交融，玉文化也在大文化发展中生生不息。古代匠人以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为宗旨，用自己制玉的非凡技巧创造出一件又一件的绝世精品。

　　结语

　　叶舒宪先生在《四重证据法重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以玉文化和龙文化的大传统研究为例》一文中曾提到国内的文学人类学者关于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大传统”VS“小传统”的改造观念，具体的改造措施是，保留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术语，但将其各自的内涵颠倒和互换——将有文字记录的文化传承视为小传统，将文字产生之前的文化传承视为大传统。[[10]]那么，以玉的镶嵌为例，在中国社会尚不稳定时期，嵌玉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极其矛盾心理表现，可谓爱之切而不知怎样运用才能借圣物将内心所盼表达得淋漓尽致。因而出现了以玉点睛、以玉镶棺、石墙嵌玉、玉九窍塞及食玉等特殊的嵌玉形式，虽然形式各异，但都表现了人们所赋予玉的深厚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统领地位。可以说，玉器在发展盛期以高层级文化引领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至各种文化繁荣发展时期，玉又能以其独特的尊贵清洁之风长存，而玉的不同镶嵌形式则是不同时期人们信仰与艺术审美的侧面反映。

　　[[1]] 美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蒙昧时代这个概念。根据“生存技术”进步观点，L.H.摩尔根将人类社会早期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蒙昧时代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终止于陶器的使用。分为低级、中级、高级3个阶段。低级阶段终于食用鱼类和使用火，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分节语出现；中级阶段终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高级阶段终于陶器的发明和使用。L.H.摩尔根认为，蒙昧时代的主要成就是分节语的形成、家族和氏族组织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