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批判性分析

　　社科论文：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批判性分析

　　供给学派是上世纪70~80年代一群持保守主义观点的美国记者、经济学者以及政客所构成的群体。它虽有学术团体的称号，但其实并不是一个的学术团体，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派。由于供给学派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学术承认，声誉也不佳，有经济学家称之为“巫术”，在具有经济学百科全书性质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甚至找不到“供给学派”相关词条。“供给学派”虽在里根执政时期成为美国的“官学”而红极一时，但之后由于声誉不佳而鲜有西方学者公开声称自己属于供给学派。

　　伴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推进，国内学界对供给学派的研究变得热络起来。有意思的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供给学派的评价绝大部分以正面为主，甚至有学者认为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是供给学派政策滞后性结果。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在供给学派看来，减税对经济增长、通胀、失业等经济问题似乎具有“一招灵”的作用。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主张，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在实践上效果又如何呢？

　　一、供给学派兴起的缘由及其减税主张的主要内容

　　如同绝望的病人为声称能治愈绝症的各种神医提供了机会，美国经济的“滞胀”问题为供给学派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战结束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盛行凯恩斯主义，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经济由此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高增长的“黄金时期”。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不仅增速下滑乃至萎缩，同时还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出现了“滞胀”局面。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滞胀”现象，对“滞胀”问题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人开始将“滞胀”归咎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需要政府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通常需要以高税收为条件[2]。高税收政策在客观上遏制了垄断资本的膨胀速度，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引起美国保守政治势力及其背后垄断资本的不满，只是由于这种政策下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发展，这种不满没有机会爆发出来，凯恩斯主义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美国经济的“滞胀”困境为保守政治势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及其高税收政策提供了有利机会，美国保守政治势力需要一个理论工具反对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认为滞胀的根源是美国的税率过高，摆脱滞胀的途径是减税，这契合了保守政治势力的利益和需要，供给学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随着保守政治势力的代表里根上台，供给学派的主张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

　　供给学派继承了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认为供给在供求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根源是税收过高，因此需要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供给学派用生产要素供求的“税楔”模型（见图-1）来描述税收对供给的抑制作用：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某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在A点达到平衡。对每单位生产要素征收t元税收之后，要保持要素税后报酬不变，要素使用者就需要支付（p+t）的价格，因而导致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上移，要素供给量由Q0下降到Q1，Pb与Pc的差额t就是所谓的“税楔”。税收越高，“税楔”就越大，要素供给量下降就越多。通过减税，减少“税楔”，要素供给曲线下移，要素供给量增加，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二、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逻辑谬误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适应了美国保守势力崛起的需要，并在美国保守势力崛起过程中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由于它只是为了片面地为美国保守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而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科学基础上的，导致其存在严重的逻辑谬误。

　　（一）违背现实的逻辑前提：供给不足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是基于“供给不足”这一逻辑前提的。供给不足是相对于有购买能力需求的不足，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则是能为厂商带来利润的需求，不过在市场经济中通常不会存在这种状态。相反，供给过剩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关系的常态，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逻辑前提背离了现实。

　　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过剩之所以成为常态，是市场经济机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基本动力，在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下，唯有扩大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才能增加利润，各经济主体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无限扩张。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更大的生产规模通常更具有优势，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各市场主体即使清楚知道整个市场的供给能力已经过剩，还是会设法扩大供给规模。这其实也是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因为具有规模优势的市场主体更可能在竞争中击败对手，从而占领竞争对手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更为主要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3]，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小于供给能力，必然产生供给相对过剩问题。

　　供给过剩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危机，但即使供给能力经过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破坏之后，也仍然会存在的供给过剩问题，只是供给过剩问题因危机而有所缓解而不显现而已。虽然经济危机会使很多企业破产，破产企业退出了供给，供给过剩的问题暂时缓解，但破产企业所有拥有的生产力，如果不是因为技术进步被彻底淘汰，它还会通过资产重组或转让的方式而得以继续保留。如通用汽车在2008年危机期间破产了，但通用汽车的汽车生产能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意外的冲击，偶尔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供给不足问题，但这种供给不足通常不会是普遍的供给不足，也往往是暂时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技术通常能快速地解决这种供给不足问题。“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4]如规模空前的世界性新冠疫情造成当前医护产品供给一时不足，医护产品价格高企，这促使原有医护产品企业扩大产能并开足马力生产，其他领域的一些企业也转产医护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不久就得到缓解。由于产能急剧扩大，疫情过后，医护产品的供给过剩问题会显现出来。

　　在一国范围内，某个地区的供给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求不能视为存在供给不足问题。与之类似，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供给不能完全满足自身的需要，也不能称之为供给不足。因为供给和需求是针对同一个市场来讲的，在开放经济体中，市场世界性的，本国供给能力不能满足的需求可以通过国外进口来满足，因此本国的生产未能满足本国的需求不是供给不足问题。中国某些领域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技术创新减少对国外产品和技术依赖，解决的是中国国内供给不足所引起的产业安全、国家安全问题，但在国际市场上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供给不足问题。如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技术等原因中国存在国内供给问题，需要大量进口，但全球芯片市场并不存在供给不足问题，全球芯片的产能其实是过剩的。一旦中国解决了高端芯片的国内供给问题，则相关芯片的国际市场供给会更加过剩。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过剩是常态，而供给不足只会某些特殊情况下才会短暂出现。而短暂出现的供给不足对供给方来说是最希望看到的市场机会，利润会驱动供给增加，直至在市场的作用下出现供给过剩。即使出现供给不足，利润本身就足以促使供给增加，而不需要通过减税促进供给增加。供给学派将其减税主张建立在供给不足这个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出现的情况基础上，其逻辑前提违背现实的。

　　（二）缺乏逻辑自洽性：只增不减的税率

　　自洽性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必要条件。税收增加的过程和税收减税的过程共同构成税收政策的整体，要实施减税政策先手必须要有税可减，如果没有一定条件下的增税，也就没有另外条件下的减税，只有已经存在相对较高的税才能为减税提供可能，因此只有包含了税收增和减两个方面的税收理论才可能是完整自洽的。如供给学派所直接攻击的凯恩斯主义税收政策，就包含增税和减税两个方面：当经济衰退时通过减税来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通过增税以遏制需求。凯恩斯主义税收政策从需求出发，税率能增能减，因此它在理论上是能够自洽的。但供给学派的税收政策主张却是单向的，即它只有减税主张而没有增税主张，导致其在理论上不能自洽论文发表。

　　按照供给学派的税楔模型，税率只有下降到零，税收才不会抑制供给。在税楔模型中看不到增税的可能。在拉弗曲线中，虽然存在一段税率上升的曲线，但这段曲线反映的政府税收随税率上升而上升的曲线，而不是反映“供给”随税率上升而上升，而且供给学派也没有从“供给”的角度解释这段上升的曲线，它只解释了政府税收随税率上升而下降的另一段曲线，它解释这段曲线的理论目的则是说明减税的合理性，因此在拉佛曲线中也看不到增税的主张。供给学派这种单向的减税主张使其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由于只有减税而没有增税主张，减税变得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意味着税率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能不断地下降，任何既定的税率都会超过其理论上所谓的“最佳税率”，从而导致找不到“最佳税率”。按照供给学派的主张，税率不仅会降到零，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如果零税率也不能刺激供给，那么就需要政府实施“负税率”即向“供给者”提供补贴才能刺激供给。税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政府，即使仅履行“守夜人”职责的政府，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税收来维持，税收不可能降为零，更不可能出现“负税率”。

　　供给学派之所以没有或不能提出增税的主张，是因为它不能用减税主张相同的理论逻辑对增税进行理论说明，如要对此进行说明，就必然陷入明显的自相矛盾而使其主张出现显而易见的谬误。

　　三、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实践结果

　　尽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在理论上存在前述明显且重大的逻辑谬误，但并未妨碍其在实践中得以实施。里根上台之后，部分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得以在美国推行。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减为50%，最高资本收益税从28%减少到20%；1986年又通过《税收改革法案》，进一步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降为28%，同时将税级减少到只有15%和28%两级，公司税最高税率从50%下降到35%。里根政府的大规模减税政策，从效果上看是失败的。

　　（一）对治理“滞胀”并无效果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经济面临“滞胀”困境中崛起，其减税主张也主要针对“滞胀”问题提出。“滞胀”包括“滞”和“胀”两个方面，事实表明，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对解决美国经济“滞”问题并无明显效果，而美国经济“胀”的问题缓解，又并非减税的结果，减税政策对治理“滞胀”问题是无效的。

　　1、减税并未明显促进美国经济更快增长

　　通过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供给学派的一个主要结论，但美国经济二战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却是与高税率相伴的：这个时期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91%，在经过肯尼迪政府大幅减税后也仍然高达70%。供给学派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高税率和经济长期繁荣共存现象，但当美国经济出现滞涨问题时，供给学派却简单将此归因于高税率，认为减税可以解决美国经济增长问题，里根政府大规模减税的经济增长效果如何呢？

　　通过对比里根执政时期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大规模减税并没有实现供给学派所预期的更快经济增长，综合来看，美国经济的增长表现甚至还不如“滞涨”时期的。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1971~1980年），美国GDP总共增长了36.51%，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6%；而在里根执政期间（1981~1988年），美国GDP总共增长了31.18%，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0%。[5]由此可见，里根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并不明显比“滞胀”的二十世纪70年代更好。在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巨大外部冲击，导致经济有3年出现负增长；而在里根执政期间，一方面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好的外部调剂，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实施了比其前任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6]和强势美元政策。里根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这些条件下取得的，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经济在里根时期的增长表现甚至还不如“滞胀”时期的。

　　从里根时期美国迅速增长的贸易逆差中，也可看出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并未能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商品贸易曾长期保持顺差，从1976开始开始出现逆差，卡特任内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已经高达1447亿美元。在里根执政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增长。里根第一个任期的贸易逆差总额为2597亿美元，是卡特时期的1.8倍，而其第二个任期贸易逆差总额进一步增加到5962亿美元，是第一任期的2.3倍。巨大且快速增长的贸易逆差说明，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美国实体经济是相对萎缩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并未因减税而增长，里根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实际上以空心化、泡沫化为代价的低质量增长。

　　2、通货膨胀率降低非减税之功

　　里根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与20世纪70年相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这并非减税的结果，而是其他与石油价格下跌、打压工会、放松金融管制等与减税政策无关的因素造成的，减税政策与通胀下降之间没因果关系，只是“碰巧”在同一时期出现而已。

　　首先是石油价格在里根上台后出现大幅下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的，而推动成本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石油危机所引起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从3美元上涨到12美元/桶，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进一步从14美元上涨到40美元。而在里根执政时期，石油价格则出现大幅下跌，在1987年一度跌至不到10美元/桶。石油价格下跌降低了经济成本，帮助里根政府抑制了美国的通胀。

　　其次，里根政府还通过强力打压工会和工人运动，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里根政府对美国工会运动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里根上台当年美国爆发了有1.3万人塔台指挥人员参加的罢工活动，罢工者提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里根对此毫不退让，在罢工4小时后即强令罢工者务必在48小时内复工，否则就会被解雇并永远不得为政府录用。2天后政府果然解雇了1.2万多坚持罢工的人员，并对组织者进行罚款、逮捕和监禁。里根的强力镇压行动使资方在工资谈判中实行强硬政策更有底气。在里根政府强力打压下，美国工会力量明显削弱，罢工次数、罢工天数、罢工参加者数量均出现大幅下降，美国工人工资在里根执政的8年间几乎是零增长。[7]

　　< >里根政府放松金融管制措施使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减少实体经济中的资金，有利于遏制物价上涨。在里根执政的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30%，日均交易量增加了2倍多。而战后60年代美国经济黄金时期的1960~1969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也只是上涨了55.6%，在滞胀的70年代更是只上涨了17%。大规模金融投机活动使大量的资金在金融领域循环，减少了实体经济活动的资金量，客观上减轻了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的压力。（二）使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大萧条”之后，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的“罗斯福新政”得以在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政策在“二战”后很长时间基本得以延续，其中就包括对高收入者的高税收政策。在此政策的作用下，美国逐渐形成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巨富和赤贫比例都小的橄榄型社会，使“大萧条”之前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得以缓解。但里根上台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开始快速扩大。从1981年到1988年，收入底部80%家庭的收入份额都出现了下降，而且越处于收入底部的家庭，收入份额下降越大：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收入份额从3.3%下降为2.7%，下降幅度为18%，收入21～40%、41-60%、61-80%家庭的收入份额也都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2.50%、8.23%、3.91%；各收入组别中，只有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份额上升，从1981年的48.8%上升为1988年的53.2%，上升了将近9%。在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收入越高，收入份额上升的越多，收入最高的10%、5%和1%家庭收入份额上升幅度分别为14%、22%、46%，越处于收入顶层的家庭，收入增长越快。

　　美国收入差别重启扩大进程的最主要原因是里根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减税政策。里根政府减税政策名义上使全体美国人平均税额减少了6.4%，但超富裕阶层平均降低了16%[8]，未达纳税标准的低收入者不能享受到减税收益，其他低收入的减税幅度其实也很小，高收入者才是里根减税政策的真正收益者，并且收入越高减税收益越大。而对美国低收入阶层来说，里根时期则是“失去的8年”，收入最低的10%低收入人群的纳税额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因通胀造成的税收登记上升而增加了20%。供给学派认为对高收入者减税能够产生“涓滴效应”，从而能够带动低收入者提高收入，但事实表明涓滴效应并不存在，税收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实施有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不仅在其执政时期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而且对后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产生了长期影响。里根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对税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基本上都属于对里根政府税收政策的修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在也没有超过40%，难以起到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皮凯蒂的研究，如今美国的贫富差距与大萧条前美国贫富分化顶点水平相当。

　　（三）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

　　在里根前任的卡特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已经比较严重，是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财政赤字问题是当时供给学派攻击凯恩斯主义的重要靶点。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为依据，认为自己的减税政策不会恶化而且还能改善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里根在竞选时也刻意塑造其将是“反赤字”总统的形象，以获得选民支持。在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里根就声称，赤字连年增长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了抵押出去了”，长期以往“就一定会引起社会、文化、政策和经济方面的大动乱”。但里根政府减税的结果与供给学派的理论预期相反，不仅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没有缓解，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卡特总统4年任期的财政赤字总计为242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600亿美元，而里根在其第一个任期里，平均每年的赤字就超过了1500亿美元，而在第二个任期里平均每年的赤字更是超过1800亿美元，分别是卡特任内赤字的2.5倍和3.0倍。里根执政8年累计的财政赤字高达13386亿美元，大大超过其之前历届总统在204年财政赤字累计总额。以反赤字为竞选旗帜的总统，却创造了财政赤字增长的历史记录，也使里根成为名副其实的“赤字总统”。面对里根政府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供给学派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于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又提出“赤字应该被人理解，而不应对它产生盲目恐惧”[9]的观点，来为减税所产生的赤字辩护。

　　财政赤字需要通过借债来平衡预算，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导致了创纪录的公共债务。美国公共债务规模从里根上任前的7119亿美元增长到离任时的2.1万亿美元，里根8年任期里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规模接近其之前历届总统所累积公共债务的两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81年的25.8%上升到1988年的41%。

　　结语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的逻辑谬误，美国的实施效果也表明它在实践中是失败的。供给学派这一在理论上都存在明显问题的主张，之所以能付以实施，根本原因是它符合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得到垄断资本在政治、经济、舆论上的支持，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减税后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财富向极少人人集中的结果表明，它确实帮助垄断资本实现了利益扩张。

　　从纯粹个体利益的角度考虑，人们都倾向于少交税，因此减税政策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即使那些在减税政策中利益受损的人也会由于对税收的功能缺乏认识而支持减税。供应学派的减税主张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非常具有迷惑性。从供给学派的税楔模型中可以看出，供应学派将税收的功能假定为纯粹的社会产品消耗，对社会生产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这种假定比较符合古代社会，但现代社会税收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它主要是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集资金。公共产品和服务已是现代经济社会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越发达就越离不开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是发达国家的税收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减税的同时难以削减财政支出而只能增加政府债务的重要原因。“要想富、先修路”这条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形象地说明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西方国家经济在“二战”后普遍有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与其政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关，而这正是基于高税收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曾指出“在估计捐税负担时，应该考虑的主要不是它的名义上的数额，而是捐税的征收方法和使用方法”[10]。现代税收的高低要与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相适应，减税或者增税要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为主要依据，在供给充分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税，在供给不足[11]的情况下则需要增税。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减税，通常会造成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美国上世纪的“滞涨”其实与肯尼迪政府的减税有一定关联。肯尼迪政府的减税，只在最初两年稍微加快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但随后美国经济增速就开始明显下滑，并逐渐陷入“滞胀”状态，结束了美国经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12]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不应放在税收和税率上，而应放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上。如果将减税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容易陷入供给学派的减税陷阱（减税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财政赤字膨胀等社会经济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状况已得到较大改善，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仍然还比较突出，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长期看中国需要通过适当增税来进一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