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国际合资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研究述评

　　国外国际合资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研究述评

　　曲波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国外关于国际合资的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分割控制以及各种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然后从理论视角、控制权来源、控制行为选择等方面对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最后针对现有研究仍存在的不足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国际合资；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分割控制；绩效

　　一、引 言

　　近年来，国际合资（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IJV）日益成为企业成长和全球市场扩张的重要战略（Luo和Park, 2004)。现实中，IJV也常面临众多管理方面的困难（Park和Ungson, 2001）。有研究显示，超过50%的国际合资都以失败而告终（Parkhe, 1993）。有学者（如Groot和Merchant, 2000）认为，在众多导致IJV失败的因素中，控制是最重要因素。跨国经营要面临更多的机会主义风险（Zhang和Li, 2001）和更加不确定的环境，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通过有效控制其包括IJV在内的海外子公司来确保其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其资源得到有效利用（Lorange等，1986）；而无效的控制则可能导致知识、专有资产和能力被他人窃取（Geringer和Hebert, 1989），并导致竞争优势丧失（Reich和Mankin, 1986；Hamel, 1991）。

　　West (1959)是最早研究IJV控制问题的学者，后来Tomlinson (1970)、Franko (1971)、 Behrman (1977)、Rafii (1978)也加入了研究IJV控制问题的行列。这些早期研究IJV控制问题的学者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当地合作伙伴战略与控制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更多地关注跨国公司对控制的需求，而不是实际的控制行为问题（Geringer和Hebert, 1989）。之后，Killing (1983)以及Schaan (1983)继续了这方面的研究，也正是从他们俩开始，控制才真正成为IJV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继他们俩之后，许多学者加入了IJV研究的行列。尽管学者们都关注控制对绩效的重要性，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Lecraw, 1984; Geringer和Hebert, 1989; Chalos和O’Connor, 1998; Groot和Merchant, 2000; Calantone和Zhao, 2001; Yan和Gray, 2001b）。于是，学者们开始分析研究结论不同甚至矛盾的原因，结果发现造成研究结论不一的一种重要原因是母公司对IJV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权配置方式。关于IJV控制权配置问题，学者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主导控制观，主张IJV应该由合资一方来主导控制，才能取得高绩效；二是跨国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控制；三是跨国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根据情况进行分割控制(split control)。本文先阐述IJV控制权配置研究的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回顾基于三种控制观的IJV控制模式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期在理解不同控制权配置概念的基础上，明确合资中何种情况下何种控制可以带来更好绩效，从而为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合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二、IJV控制权配置研究的基础理论

　　合作日益成为组织跨区域扩张的一种途径，然而对于这种形式的组织结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是有限（Yan和Gray，1994；李自杰和刘畅，2011）。目前对于合资企业控制研究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议价能力理论和组织公平视角。我们首先对这些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用以明晰不同理论基础的不同研究视角与假设，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分析进行铺垫。

　　（一）资源基础理论

　　控制是指母公司对IJV所实施的影响（Killing, 1983; Schaan, 1983; Beamish, 1985; Geringer和Hebert, 1989）。换句话说，母公司的控制代表了企业对IJV管理的相对影响。对于IJV而言，双方母公司是为了某一特定预期目标而投入资源创建IJV，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Penrose,1959），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技术资源和组织资源（Barney, 1991; Grant, 1991），或者以资产为基础的资源和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Miller和Shamsie,1996）。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这些特定“战略资源”（Chi，1994）为企业构建竞争优势和取得卓越的绩效所必需(Barney 1991)，而合作能促使企业间产生新的资源组合，从而产生新的租金（Mjoen和Tallman,1997）。由于母公司为创建特定IJV而投入不同类型的资源，又由于母公司倾向于对IJV的复杂任务实施不同形式的控制（Cardinal, 2001），因此有可能对某一特定IJV采取多种控制方式。

　　资源基础理论同时认为，组织学习以获取对方的战略资源是形成合资的主要原因（Kogut，1988；Hamel，1991）。由于合资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往往是无形的，决定母公司从合资中获取回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其对合资所实施的控制程度。对资源的控制往往决定了实际租金的获取程度，以及保护自身专有知识不被对方所窃取。进一步，学者们认为如果母公司未能对JV实施正确、恰当控制，JV的绩效将会由于基于企业特定优势的战略资源的无效转移而受到影响。

　　（二）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企业的边界问题，在IJV研究领域常用于解释IJV作为治理结构优于全资拥有或其他合作形式的原因。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内部化以保护其可能暴露于合作伙伴的战略资源。当交易不能完全内部化或完全市场化无效时，企业间的合资便产生了（Beamish和Banks 1987; Buckley和Casson 1988; Hennart 1988和1991; Kogut 1988）。交易成本理论关于母公司有效控制IJV的核心假设是合作伙伴常有机会主义的倾向，所谓机会主义倾向是指追求自利的倾向（Williamson, 1975）。也就是说，只要有机会，合作伙伴就有可能谋求自身利益，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IJV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对双方关系和IJV绩效都会产生负面影响（Das和Teng, 1998b; Pangarkar和Klein,2004）。因此，交易成本或者交易效率就是交易成本理论所关心的核心议题（Madhok和Tallman, 1998）。对于母公司来说，控制IJV就是为了防止合作伙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早有学者（如Stopford和Wells，1972；Bleeke和Ernst，1991；Hennart，1991）就已经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实证证明了母公司对合资的战略资源投入可以通过股权或整体控制权得以保护。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IJV控制研究主要侧重于IJV的正式控制机制，如合约，但合约无法有效治理各种不同的交易情境（Williamson, 1975）。而且，创建IJV的主要目的仍在于价值创造（Madhok, 1997），过度依赖正式控制有可能导致IJV丧失灵活性，从而降低其创造价值的能力。

　　（三）议价能力理论

　　议价能力理论认为，以往对于合资企业母公司控制权的研究假设是，母公司可以获得其期望的对等控制权（Anderson和Gatignon 1986, Gatignon和Anderson 1988, Hennart 1988）。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企业间合作的讨价还价过程，基于议价能力视角的合资模型（Blodgett 1991a, b; Gray和Yan 1992; Lecraw 1984）重点分析了母公司如何根据其对JV的资源投入以获取相应的对特定领域或整体控制权。控制权的最初分配取决于双方谈判过程，但即使控制权结构得到了双方认可，也会随着双方议价能力（Vernon, 1977;Hamel, 1991; Inkpen和Beamish, 1997）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议价能力思想根植于权力依赖理论（power-dependence theory）(Emerson, 1962），即一方拥有的权力来自于对方企业对其的依赖程度。换句话说，合作一方可以通过增加可替代选择或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降低对对方的依赖从而获取议价能力。根据权力依赖理论，议价能力是指谈判者改变“谈判集（bargaining set）”赢得另一方支持，并影响谈判结果使之有利于自己的能力（Schelling, 1956）。对于国际合资的谈判来讲，即获得对IJV的控制权。

　　可以看出，权利依赖理论将议价能力看作一个相对概念，即合作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方的议价能力或控制总是相对于合作伙伴而言的。后续的研究（Mjoen和Tallman,1997; Yan和Gray,1996,2001）则进一步分析了议价能力的来源问题，指出议价能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基于情景的议价能力和基于资源的议价能力，两者共同构成了母公司对IJV控制权的来源。

　　（四）组织公平理论

　　基于组织公平理论的研究（如Lind, 1995; Tyler和Smith, 1997）显示，合作双方所感知的不公平有可能引发合作冲突或者阻碍合作。组织公平理论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合作双方会用“公平感知”作为“信任”的替代变量，用以决定是否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合作。换句话说，某方感知的合作公平性越高，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合作行为。二是合作双方会通过各种认知等的快捷方式评价公平感知，换句话说，合作双方会用各种易于捕捉的信息对公平性进行判断（Lind, 2001）。如早期的组织公平理论研究中，强调了合作双方对产出分配的公平性（如Adams, 1965），换句话说，合作双方会期待根据其投入的资源获得相应的产出报酬。但是由于有限理性（Simon, 1955）的存在，合作双方很难对产出做出准确预期，从而导致了对公平感知评价的演变。演变之一就是通过对IJV控制权的分配来评价公平性，正如Das和Teng（1998）所指出的控制可以作为信任的重要替代变量。事实上，随着共同控制和分割控制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了合作双方的感知公平对IJV绩效的影响。如Barden等（2005）以组织公平理论为基础分析了IJV控制权结构与双方冲突的关系。

　　三、实证研究回顾

　　在母公司管理IJV的实践中，控制一直是管理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是影响IJV绩效的主要因素。而如何有效控制IJV以取得良好的合资绩效，则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跨国公司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控制能实现更好绩效却一直没有一致、甚至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在进入新兴市场时，跨国公司应实施主导控制（Lecraw, 1984; Ding, 1997; Mjoen和Tallman, 1997; Yah和Gray, 2001），这些学者的结论显示主导控制更能实现一方（尤其是跨国公司）绩效。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想实现更好绩效，则应该由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控制。这些学者的研究建议跨国公司应该尽可能多的与新兴市场的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控制（Beamish, 1985和1993; Yan和Gray, 1994和1996）。还有一部分学者在主导控制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个思路，即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实施分割控制（Schaan, 1983; Beamish, 1985, 1993; Geringer, 1988; Geringer和Hebert, 1989; Yah和Gray, 2001; Yan和Child, 2002），双方分别对不同的价值活动实施主导控制。这些学者认为相比于主导控制和共同控制，分割控制能带来更好绩效(Beamish,1993; Choi和Beamish,2004)。下面将通过对国际合资领域主要的35篇实证研究文献及其结论进行总结与对比，就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分割控制与绩效的关系进行小结与分析（关于文献选择与说明请见本文文末备注部分）。

　　（一）主导控制与绩效关系研究

　　Killing(1983)是最早研究主导控制IJV绩效的学者，他以母公司对IJV绩效的满意程度为绩效衡量指标，实证研究北美36个IJV项目发现，合资一方主导控制的IJV绩效优于双方共同控制的IJV。作者认为IJV由一方主导控制要比双方共同控制来得容易，因而能取得较好的绩效。事实上，双方共同控制权确实具有操作上的难度，尤其是双方在行为、文化和管理上的差异导致了共同控制具有更高风险（Parkhe,1991; Doz,1996）。由此Killing认为由于共同控制需要双方更多的互动，从而导致其相比于一方主导控制所面临的困难更大。

　　与Killing的研究结论相似，Lecraw(1984)通过对东南亚地区153家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研究发现，母公司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他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Killing结论在发展中地区的适用性。此外，相比于Killing结论的非显著性，Lecraw发现了跨国公司控制程度与合资企业绩效的显著相关性。对于控制的测量，两者也稍有差异，Killing采用了对9个领域的决策，而Lecraw分析了对绩效产生影响21个决策领域。

　　此后的七项研究也同样发现了母公司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它们的理论基础与Killing的稍有不同。Mjoen和Tallman（1997）通过对挪威跨国公司建立的102个IJV的研究发现，挪威企业控制的越多，绩效越好。与Killing(1983)稍有不同的是，作者认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挪威跨国公司的主导控制与其企业特定优势相匹配，因而实现了好的绩效，而不仅仅是Killing所认为的一方主导控制的实施难度小。为了说明这点，Mjoen和Tallman专门控制了引起管理困难的变量（文化差异，作者认为文化差异更易引起管理上的冲突与困难）。因此，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特定优势越强，企业越倾向于实施控制，从而确保其特定优势不被当地企业稀释（Gatignon和Anderson,1988; Gomes-Casseres,1989; Hill等，1990）。Ding(1997)通过对中国38家IJV的研究，得出了与Mjoen和Tallman一致的结论，跨国公司控制与绩效显著正相关。为了检验跨国公司整体控制的强度，Ding根据Killing(1983)的思路，研究了跨国公司在10个决策领域的控制强度。Lee和Beamish(1995)通过对韩国跨国公司建立的31个国际合资的研究验证了韩国母公司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相比于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企业建立的合资，这一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建立的合资。Oslan和Cavusgil(1996)通过对八个中美国际合资的案例研究，同样发现了主导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其中三个案例是主导控制，五个案例是共同控制。Yan(2000)对67个国际合资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跨国公司主导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Calantone和Zhao(2001)对中国312个国际合资的研究也发现了跨国公司主导控制与绩效的正向关系。

　　可以看出，主导控制与绩效正相关的观点主要来源在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母公司基于其企业特定优势资源具有对关键领域更好的掌控能力，因此更容易产生与其评价正相关的绩效。

　　（二）共同控制与绩效关系研究

　　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Beamish(1984,1985)最早提出了主导控制与绩效负相关的观点。Beamish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国际合资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主导控制与绩效显著负相关。作者认为跨国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共同控制有助于充分发挥所在国的国家特定优势，换句话说，跨国公司越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控制，越有助于获取国家特定优势从而强化企业特定优势。作者进而认为，相比于主导控制，共同控制更有助于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强化企业特定优势，因而共同控制具有更好绩效。在Beamish(1993)之后的对中国22个国际合资的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一观点，“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政治和文化，西方企业和管理者采用主导控制具有很高风险。同样，由于缺乏技术和专业的管理知识，中国企业和管理者采用主导控制也同样面临高风险（40页）”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在新兴市场国家，任何一方的主导控制都降低了国际合资成功的几率。Hebert(1994)通过对发达国家国际合资的研究，验证了Beamish的观点，但他采取了交易成本的理论视角，即国际合资的有效性取决于合作双方人员相互融合的程度（Williamson,1985）。作者认为双方的融合程度越强，越有利于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强化联盟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双方人员融合越强的合资企业应具有更好的绩效。假设共同控制中的人员融合程度强于主导控制，因此作者认为，在发达国家共同控制具有更好绩效。基于这一逻辑，Hebert通过对加拿大93个国际和国内合资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却得出了混合结论。作者发现运营领域的共同控制与绩效正相关，而战略或技术领域的共同控制则与绩效负相关。换句话说，当合作双方共同控制时，只有运营控制有助于实现人员融合（mutual hostage-taking situation）。而对于为什么共享战略控制和技术控制不能强化双方的人员融合，作者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Yan和Gray(1997)的研究与Hebert的结论一致，尽管他们的结果并不是十分显著。作者通过对中国90个国际合资的研究发现了绩效与母公司运营领域控制强度的负向关系，这意味着跨国公司越是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控制，越有助于提升绩效。与Hebert不同的是，Yan和Gray对运营控制的测量包括了技术领域的控制内容。在对发达国家国际合资的研究中，Hill和Hellriegel(1994)通过对美国和欧洲31个石油企业的国际合资和国内合资样本检验了母公司控制与绩效的关系。作者采用了Killing(1983)对控制的测量方法，回归了两种控制类型（主导控制和共同控制）与四个维度合资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共同控制仅在技术领域维度显示了更好绩效。而对于其他维度的绩效，两类控制没有明显差异。Hill和Hellriegel以对新型钻井平台的发展、新式钻井过程的完整，以及对油田开采程度的满意来测量技术维度绩效。其他三个维度的绩效分别是财务绩效、关系绩效和未来潜在绩效。

　　可以看出，共同控制与绩效正相关的提出是对以往主导控制的完善与补充，虽然学者们也以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但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基于国家优势基础上的企业特定优势，换句话说，母公司企业特定优势需要与当地合作者所具有的国家特定优势结合。对绩效的评价也更加侧重双方合资企业对IJV的评价，而不仅仅是母公司一方的评价。

　　（三）分割控制与绩效关系研究

　　除了以上主导控制、共同控制以外，一些学者（如Beamish, 1985, 1993; Yan和Gray, 1994, 1996; Inkpen和Beamish, 1997; Hitt et al., 2000; Yan, 2000）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通常是先进技术和当地知识的组合方式。具体来讲，跨国公司通常提供企业特定优势资源，如产品和生产知识、品牌、国际营销支持等；当地合作伙伴则提供与其企业特定优势相应的资源，如当地市场营销、当地人员管理、与政府关系等，联盟绩效取决于双方的优势互补（Parkhe, 1991; Inkpen和Beamish, 1997; Dyer和Singh, 1998; Hitt et al., 2000）。Schaan(1983)通过对墨西哥10个国际合资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些母公司更愿意选择对国际合资价值创造活动特定领域的控制权，而不是所有领域的整体控制权。作者认为母公司所选择的对特定领域的控制取决于其以往成功的依据。Geringer(1988)的研究与Schaan(1983)相似，也同时注意到了母公司重视对特定领域活动控制权的获取。作者认为虽然在其研究样本中，很多合资的股权比是50：50，但双方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控制权并不是均衡共享，而是一方母公司对该领域活动实施了主导控制。Beamish(1993)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分割控制，即双方企业都有自己对特定领域的主导控制。Choi和Beamish(2004)则根据以往研究，验证了在新兴市场地区，相比于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分割控制具有更好的绩效。因此，虽然对于主导控制、共同控制究竟那种控制可以带来更好绩效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它们的隐含观点都是一致的，即母公司的整体控制（也即Geringer和 Hebert (1989)认为的母公司控制范围，extent of parent control）是影响合资绩效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很多研究分析的是跨国公司或当地企业对国际合资整体控制与绩效的相关性。这些研究的假设是母公司寻求的是对合资管理的整体控制权，而不是对特定领域的控制权。而分割控制所强调的是，母公司寻求的不是整体控制权，而是特定领域的控制权。

　　可以看出，分割控制与绩效正相关的观点来自于学者们对“IJV控制”这一概念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来自于战略管理领域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的演进，以及企业战略行为与外部环境动态匹配的深刻理解。换句话说，母公司应该更加专注于其擅长领域，而对于非擅长领域应懂得“合作”，它同共同控制的本质差别在于更加强调基于专长的分工。

　　表1                   国际合资控制权配置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汇总

　　备注：（1）表中“正相关”代表跨国公司的主导控制相比于共同控制具有更好绩效，而“负相关”则代表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的共同控制具有更好绩效。（2）*代表该文献被引用次数未超过20次，但由于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且出版年份较新，也列入主要参考文献范围。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四、现有研究不足分析与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以往对于母公司控制与绩效的关系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即便是针对同一国家的IJV也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参见表1)。如对中国的研究中，Oslan和Cavusgil(1996),Ding(1997),Yan(2000)和Calantone和Zhao(2000)的结果支持Killing(1983)的母公司主导控制与绩效正向关系的假设，而Beamish(1993)则得出了相反结论。对于产生不一致结论的可能原因包括：

　　第一，不同研究对于IJV绩效的测量存在差异。所有研究都认同如果IJV没有相比于其他组织形式更好的绩效，它将难以存在。除了“控制”这一因素外，很多研究也分析了其他变量对IJV绩效的影响。然而对于绩效的测量，始终是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难题（Lewin和Minton 1986），组织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评价绩效，且较少的绩效评价指标得以广泛接纳与应用（Yan和Gray,1994）。具体来说，以往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反映了绩效评价的两个问题，从谁的角度评价绩效（单方或双方），以及具体的评价指标是什么（主观感知或客观财务绩效）。对于这两个问题一致性的缺乏是跨研究比较的难点之一。

　　第二，对于控制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控制是指组织影响其成员或下属行为并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Arrow, 1974；Ouchi, 1977；; Flamholtz等，1985）。然而由于国际合资涉及两个或以上的母公司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因此对于合资控制的可操作化定义众学者存在差异。根据Geringer和Hebert (1989)对合资控制三个维度的划分，即控制范围、控制程度和控制机制，以往研究就各自的研究侧重分别关注了控制的不同维度，如Killing (1983)和Lecraw (1984)等关注了控制程度，Geringer (1986)等关注了控制范围，Kamminga和Meer-Kooistra(2007)等关注了控制方式，还有一些研究同时关注了某两个维度（如Chen和Park,2009等），从而导致了这些研究结果难以具有可比性。

　　第三，研究情境存在差异。虽然以往研究显示，即便针对同一区域的合资控制与绩效的关系仍存在差异，但Beamish(1993,20004,2013)等学者则重点分析了不同制度安排（如中国）对跨国公司控制与绩效关系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显示，由于转型经济国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及合资建立动机的特殊性，相比于主导控制，共享或分割控制能产生更好绩效。因此，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情景差异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难以统一。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原因可能导致的研究结论差异外，其他诸如研究方法中研究单位(unit)的界定，即是将合作各方看作研究单位（如Luo et al.,2001），还是将IJV作为研究单位（如Hill和Hellriegel,1994），以及对两者关系具有影响的调节变量或前置变量的选择差异（如双方战略意图、文化差异，双方信任等）都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

　　随着IJV日益成为各大跨国公司全球市场扩张的重要途径，理解跨国公司如何控制可以带来更好绩效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目的在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明晰两者关系及影响两者关系的可能因素。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也可以看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跨国公司主导控制与绩效的关系。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如Mjoen和Tallman,1997等）拥有企业特定优势（firm- specific advantages）的跨国公司主导控制可以产生IJV更好绩效。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跨国公司拥有的企业特定优势越多，它们越倾向于对IJV实施更多控制。从而，跨国公司实施更多控制IJV应比实施更少控制的具有更好绩效。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跨国公司控制与IJV绩效的正向关系是由于其企业特定优势的作用，还是因为其选择的整体控制程度。换句话说，应该将由于控制产生绩效的影响，与由于企业特定优势产生绩效的影响加以区分。

　　第二，关于研究的理论视角选择。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以往关于跨国公司控制与IJV绩效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交易成本理论。然而，交易成本理论内生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对企业间关系的解释能力，因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假设是单方而不是双方视角（Zajac和Olsen,1993; Nakamura和Yeung,1994）。换句话说，交易成本理论假设跨国公司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是出于盗用风险的考虑（Oxley,1997; Gulati和Singh,1998），而企业特定优势是盗用风险顾虑的主要来源。学者们验证了跨国公司特定优势与其对海外子公司整体控制程度的关系(Gatignon和Anderson,1988; 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1991)。根据这些研究，考虑到企业特定优势的盗用风险，跨国公司会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决策（增加或减少对合资公司控制）。然而所谓交易成本的降低，仅仅是单方的，即跨国公司，当地合作伙伴所面临的巨大交易成本则被忽略了。正如Luo et al.(2001)等学者所指出的跨国公司所实施的控制与其绩效正相关，但却与其合作伙伴绩效负相关。简而言之，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的控制权选择的最小成本原则是基于单方（如跨国公司）视角的决策。这一单方视角的弱点在于双方易于在合作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摩擦与冲突。后续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单一视角的弊端，采用了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谈判关系视角，以及组织公平视角分析了国际合资控制权的演进，以后应强化这一双方视角的研究。

　　第三，关于选择整体控制（amount of control）还是特定行为/活动控制（activities control）。一些学者（如Hebert,1994等）将控制量化为跨国公司所实施的整体控制，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建立的是IJV绩效与整体控制权的关系。他们假设母公司更倾向于获取IJV的整体控制权，而不是对特定领域或活动的控制权。因此他们只关注母公司所获得的整体控制权，并没有太多关注母公司对特定领域活动的控制权。而另一些学者（如Beamish,1993等）认为母公司是有选择地实施对合资特定领域活动的控制权，而不是所有领域的整体控制权。还有一部分学者（如Choi,2001和2004）试图综合前两种观点，即整体控制权和特定行为控制权的整合。然而目前对于这种整合视角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且没有进一步识别与验证控制权配置的前因及与后果（绩效）的关系。

　　第四，关于控制概念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研究。虽然以往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基础提出了不同控制权配置的概念，即主导控制、共同控制与分割控制，事实上都是跨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根据不同内外部环境做出的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的理性战略行为选择。换句话说，它们不应是相互排斥的概念，随着环境和竞争的变化，它们应该是连续的、演进的。而目前的研究缺乏从一个动态的连续的时间段研究这些控制概念的演化与发展。

　　通过对以上文献回顾与现有研究不足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控制权的配置问题一直是国际合资研究中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合资绩效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国内对于这一领域国外文献的梳理还相对较少，更多地是集中于控制机制等方面文献的研究，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了上丰富和拓展了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与方向。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回顾与梳理，也可以看出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趋势和思路。

　　第一，IJV控制权配置研究的多元化整合理论视角。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出，影响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分割控制主要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Williamson, 1985）；二是与双方关系相关的因素，包括双方差异、信任、议价能力。以往研究分析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各因素对母公司控制权选择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影响IJV控制权的配置（Kamminga和Meer-Kooistra,2007；Liu, Vredenburg,和Steel，2013; Ghauri, Cave和Park,2013）。因此后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这一多元化整合视角的研究。

　　第二，相比于早期研究仅关注控制与绩效的直接关系而言，后期的一些研究，尤其是2004年以后的研究更多的关注控制与绩效的权变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更加关注影响控制与绩效关系的情景或调节变量，即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控制可以产生更好绩效。这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和跨国公司对新兴市场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各种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控制与绩效关系的影响得到了更多战略学者的关注（如Lu和Hébert,2005,Nguyen和Larimo,2008；Klijn, Reuer, Van den Bosch 和Volberda，2013；Li, Tang, Okano 和Gao,2013等）。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对可能影响两者关系的各种制度变量加以深入分析（Beamish,2012），细化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量的测量与评价。

　　第三，相比于早期的静态、非连续、单一的“控制”研究，后续研究更加关注“控制”概念的动态性、连续性与多样性。一些学者（如Brouthers和 Bamossy,2006; Harash J. Sachdev, Daniel C. Bello,2014等）分析了整个IJV管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对母公司控制方式选择的动态及连续性。由于控制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连续行为，绩效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了实现IJV整个过程的绩效，不同控制，即主导控制、共同控制或分割控制可能是企业在IJV管理过程中的连续选择，而不是排他选择。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符合对IJV管理过程研究的动态趋势（Beamish,2012）有助于从IJV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更加准确的把握控制行为的动态性、多样性与连续性。

　　第四，资源贡献对母公司整体控制权或特定领域控制权与绩效关系的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资源贡献到底对控制与绩效关系起什么样的作用？虽然以往研究的结论和前提假设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都指出了资源投入对母公司控制的作用，议价能力理论认为资源贡献可以增加其议价能力，进而增强母公司控制能力；组织公平视角认为与资源投入相匹配的控制可以增加母公司的公平感知，进而减少双方摩擦；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不同资源的投入，可能产生不同的控制方式。但是不是投入的资源越多，获取的控制权越多，越可以带来更好绩效呢？近期学者关于“控制差距”概念（Huang和Chiu,2012）的研究显示，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一方面，已有研究已经显示了资源贡献对母公司增加其控制权的正向影响，但另一方面，母公司期望的控制权未必就是其实际掌握的控制权，这一差距是导致IJV绩效差的原因。此外，母公司的资源投入并不意味着其期望获得更多的IJV整体控制权，而是特定领域的控制权。因此，即便在整体控制权低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特定领域的主要控制权，从而降低“控制差距”感知，实现IJV绩效。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IJV整体或特定领域的期望和实际控制权与绩效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总而言之，未来研究的趋势是不仅仅关注企业某一战略行为对绩效的影响，或某一静态因素对绩效的直接影响，而是更多的关注这一静态因素如何作用于企业行为，从而影响绩效。这也从某种侧面反映了未来企业具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外部条件，不同的企业可以通过不同的战略行为选择取得不同的绩效与表现。

　　我国企业目前正处于“走出去”的重要阶段，与当地企业的合资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对国外企业国际合资控制权配置权问题的梳理，实践上有助于中国企业在理解主导控制、共同控制和分割控制含义的基础上，借鉴某些国外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与做法，选择合适的合资企业控制权配置方式，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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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本文通过“Google scholar”学术搜索关键词“joint venture”（须在文献题目中包括该关键词）”，共找到1695篇文献。我们又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筛选，被选文献中应至少包含合资“控制”或“绩效”研究，共保留了100篇文献，这其中31篇是关于控制与IJV绩效关系研究。加上本文搜集的另外4部学术专著或学位论文，共35篇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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