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当代小说的疾病隐喻

　　文学论文：当代小说的疾病隐喻

　　引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疾病”乃是各种病的总称。[1]在《说文解字》上“疾”：病也，从疒矢声。“病”：疾加也，从疒丙声。“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凡疒之属皆从疒。[2]在《实用医学词典》上，“疾病”是被这样定义的:“疾病是身心在一定内外因素作用下出现一定部位的功能、代谢或形态结构的改变，表现为损伤与抗损伤的整体病理过程，是机体内部及机体与环境间平衡的破坏或偏离正常状态。”[3]由此可见，从古至今，从文学到医学，疾病都是依附于身体的，其可怕可恨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打破了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平衡，也从生理上、心理上打破了人与自我的平衡。疾病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也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定义自己，它让人们变得清醒，也让人们如饮烈酒，迷失于此。身处疾病之中的人们无法妥善处理疾病带来的失衡，疾病于无形之中对人与外部、人与自我原本的和谐关系进行了改变，这种改变呈现在每个个体生命身上，体现出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又微妙的显示出了某些共通的仿佛规律性的特点。而该特点便与隐喻相关。隐喻，乃是比喻中的一种。不用“如”“像”“似”“好像”等比喻词，而是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词，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事物。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荷叶成了一把把撑开的雨伞”。因此也叫暗喻。[4]本是修辞手法当中的一种，可当它进入文学视野当中与疾病发生关联时，隐喻便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现已经无从追溯疾病与隐喻这两个毫无关系的名词是怎样发生关系联的，亦或是从何时开始有关联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意象就必然带有比疾病本身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文学长河中，“疾病”成为对于国家现状和国民精神常见的一种隐喻。“病人”乃至“病国”’的隐喻意义因此有了丰富的内涵并成为了贯穿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传统。

　　由于近代以来文学作品众多，本文不可能一一穷尽，为了找寻一个较为合适的切入点，笔者将讨论重点放在了当代小说作品上，这样选择的目的除了缩小范围，找准切入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该范围在现阶段来讲，研究成果不及其他时代的成果多。为了避免重复研究，笔者便选择了当代范围内的小说作品论文发表。

　　那么何为当代？如是从国外非汉语学术界来看，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当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当前这个时代。[5]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来讲，排除各种争议，选择让大众更能接受的文学史观来解释，当代则是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史，而这段文学史又分为三个阶段：[6]

　　第一阶段：1949--1978年。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文学的真正“复苏”来说，是以1978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具体的，直接的任务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90年代初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

　　虽然当代文学史的时间只有几十年，但是从以上分期已经可以看出各阶段的文学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而各个分期中的小说中对于疾病的书写，或是疾病隐喻的内涵是否又有所不同，这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本文从三个分期中分别选择了一到三部小说作品进行研读讨论，力求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当代小说的疾病隐喻书写情况。

　　一、各阶段的疾病隐喻的书写情况

　　说到疾病的隐喻意义始终绕不开的便是苏珊Ÿ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该书从苏珊自身经历谈起，字字珠玑，句句泣血，道出了患者在承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得在充满文化暴力的大众社会中寻求立锥之地的艰难经历。苏珊在书中说：“这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隐喻之中。我们需要拨开事实的真相，我们需要一种抛弃偏见、抛弃政治的良知。其实对于疾病，我们本无需那么多的隐喻。”[7]然而在各种疾病肆虐的今天，疾病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隐喻意义，可是真正的隐喻并没有就此停歇，它总可以找到使自己变本加厉的替代物，例如艾滋病。这便是苏珊在乳癌被治愈后为何又新写了一部《艾滋病及其隐喻》作为之前著作的补充。苏珊认为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那是否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也是这样的呢？各个分期对于疾病的书写到底有何不同？是殊途同归，还是分道扬镳？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

　　此阶段，由于沿续此前的战争文化制约着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这些包括将文学当成革命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批判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建设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努力等表现。所以在这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文学作品中疾病隐喻更是朦朦胧胧，身体上的不便，心灵上的创伤，一切都是极其隐晦的，只要能为阶级斗争服务，无人会去理会“患者”的感受。加之说到疾病，大多数人联想到的只是身体上的病痛，极少数人会关注到心灵上的创伤。当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在这种令人发指情感倾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班主任》中宋宝琦作为问题少年，一出场就处于被议论，被排斥的状态中。而细究全文，我们会发现，这个从一开始就被称作“小流氓”的宋宝琦，无非也就是卷入了打架斗殴的事件中。

　　“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似乎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8]

　　甚至和80年代的宋宝琦们比起来，他的“坏”并不彻底。

　　“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9]

　　他并不勇敢，甚至有些怯懦，这个性格和他“小流氓”的地位可是很不吻

　　合。他在派出所的罪证是:

　　“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 [10]

　　这些罪证中，斗殴、赌博、吸烟等品质正是评判不良少年的基本依据，照理说，作为书中的仅次于谢惠敏的主人公，对这个不良少年转变前后应该有所交代，但是作品回避了，作者的兴趣点很快聚焦到那本没有封皮的小说《牛虻》上，这部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西方小说成为聚焦宋宝琦的核心物件。

　　又是《牛虻》。《牛虻》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11]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曾经给予张老师们“向上的力量”的小说，却被宋宝琦极不尊重，甚至被谢惠敏视为黄色小说。知识传承出现的反差固然是时代的悲剧，不同的信仰才是矛盾冲突的最核心所在，谢惠敏和宋宝琦共同裹读了作为老师的张老师们的信仰。作为问题少年，宋宝琦的诸多行为问题不足以引起张老师的忧虑，而对知识的漠视与亵渎才是这个少年需要被拯救的重要原因。“知识改变地位”，对知识的推崇也正是文化精英的自我欣赏。这放置在新时期初期，却极具诱惑力。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宋宝琦一直未正面出场，一句对白，一个举动也没有，所有的书写都是从别人的眼里、嘴里的来的评价。这个问题多多的少年，在文本叙述中始终处于被观察、被拯救的位置，也就是说，宋宝琦的创伤并未得到正面的表述，他“被创伤”了。

　　然而宋宝琦为何会被创伤？他被创伤后有没有得到身体或是心灵上的抚慰？作者似乎不愿意过多纠缠于这些问题。因为在文革那个遍地革命，烽火狼烟四起的革命年代，一切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行为不需要寻根究源。一切伤痛自有时代来承担，由死人来负责。

　　（二）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现实一种》中的两个儿媳妇承受于来自家庭和男性两方面的折磨，她们无力反抗这个男权社会，在失语的痛苦中承受着本不该有的折磨，最终被黑暗同化。从疾病的角度来分析，两个儿媳妇属于受虐狂，她们甘愿成为丈夫施暴的对象甚至怂恿者。得知孩子被摔死，山峰大怒，把气愤一次性撒到妻子身上。山峰的妻子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屈从于丈夫，忍受着毒打和咒骂，当她内心的压抑无法排出之时，她也变成了施暴的实践者，嘴里叫着“咬死你”扑向了皮皮。山岗的妻子也是如此，她用刺激性的语言激起了山岗的报复欲望。同时，在《河边的错误》中，么四婆婆也是受虐狂。她尽心地照顾疯子，疯子却对她进行毒打。虽然身体疼痛，哭泣求饶，但是从么四婆婆微微泛红的脸色和洋溢着的笑容来看，她很享受这些过程。到后期，她竟然把疯子看成了自己残忍的丈夫的替身，以此来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充分满足和愉悦。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往往越是反抗越是深陷身心的痛苦。这种疾病书写是建立在女性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之下的，余华将疾病无情地压在女性柔弱的肩膀上，通过女性在疾病中表现出来的异常举动，为女性的个性解放进行呐喊，呼吁对女性命运和精神存在状态的关注。

　　在余华的小说中，疾病作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开始转向历史政治隐喻领域。政治历史始终扮演着捉弄人的角色，一不留神，就将人们最后的尊严剥夺殆尽。生活在其中的呈现病态的小人物们，内心的欲望被压抑，通过疯狂的举动爆发出来，疯子似的疾病最终成为了个人发泄对政治历史不满的手段。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着力塑造了一个精神病人，他被旁人看做“疯子”，尽管此时的“文革”已经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变得遥远而陌生，但是他依旧在用自己的方法同政治权力斗争着，虽然手段残忍，却能揭不这段“疯狂”的政治与历史带给人们的痛楚，也能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与醒悟。

　　小说中的历史教师由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的疾病源于“文革”，他脑子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暴力幻想，他企图通过自裁型的表演来唤醒民众麻木的灵魂，控诉十年“文革”的罪恶，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身为熟悉古代各种刑罚的历史教师，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他时常感到有一群野兽逐渐在接近他，他不知所措，只能在屋内跳着吼着直到累得呼呼喘气，他看见墙上的黑影与黑洞，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多年之后，当历史教师再次回到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却发现再也回不到“现实”之中了，亲人纷纷成了“看客”。疯了的历史教师内心肯定是痛苦的，他的压抑之感经过现实的刺激全部爆发出来，他开始以“现场直播”的方式通过刑罚进行自栽。小说中有一段历史教师表演“劓”这一刑罚的场面，历史教师错误地把自己看成是刑罚的执行者，却忘了自己也在承受着这一切。钢锯从鼻子慢慢往下锯，他忍受着每一下疼痛，他甚至开始享受这过程，摇头晃脑，嘴里应和着钢锯产生的沙沙声，甚至把锯子割骨头发出的声音看成是怡然自得吹出的口哨声。[12]历史教师真的疯了，接下来进行的“墨”“剔”“宫”“大辟”“凌迟”“车裂”等一系列的残酷的刑罚中，他都表现出来了前所未有的淡定和从容，他希望人们在强大的心理冲击之下，能够再次忆起那段心酸的历史，引以为戒。

　　黄子平在《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中提到:“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最终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13]“文革”终究给当时的人们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作为这篇小说中心的患病的历史教师，他的自虐行为既是对历史场景的重现，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他通过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对“文革”做出了回应。这篇小说是对历史的回忆，余华认为:“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14]余华将历史再现的重任全部承载在一个患有疾病的疯子身上，疯子就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举动越是疯狂，他们所受到的历史压抑就越是深刻。历史终是有记忆的，通过疾病叙述，余华再一次将历史搬回到人们眼前，揭不出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缝隙中努力地寻找着人的存在感和失落感。

（三）、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

　　此阶段又出现了类似于此前30年代那样，各种文学思潮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文坛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共同声音的“无名”文化状态。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所以文学作品来看，人文观照性较之前都更加浓烈了。对疾病的书写就更加注重人性的尊严平等。在此方面毕淑敏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以其特有的敏锐眼光和绵柔笔法将疾病隐喻书写得更加摄人心魄。《女人之约》便是最好的例证。

　　毕淑敏的小说大都透露着真实生命的机制，包孕着健康生命的尊严和热能。外号叫“大篷车”的郁容秋是一个“很妖媚，是那种眼睛能抛出绊马索的女人”， [15]她也是“厂里最美丽的女人” [16]。作者告诉我们，郁容秋虽然风流，和许多男人好，但内心深处却特别向往一种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尊严。她崇拜自己的女厂长，因为女厂长不仅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还因为在她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女厂长是“活得最高贵的女人”。 [17] “郁容秋看惯了男人们讨好的嘴脸，她不佩服男人，她觉得自己能征服他们，她佩服女人，尤其佩服不用她这种手段征服男人的女人。”[18]

　　从作品中，我们也知道，郁容秋的出众美貌使她既被许多男性宠爱，又遭到周围许多人，特别是女人们的嫉恨。这是因为她那“多彩”的经历，她曾经的“品行”都与人们已有的道德心理规范冲撞着。与女强人她的厂长相比，她在男性那里获得的胜利是源自漂亮女人的魅力，而不是她的厂长的骄人的工作业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骄傲里所蕴含的不同价值和别样滋味，甚至使得她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得不生存在自傲在男性面前与自卑在女厂长面前的心理落差当中。为此，她将自己的厂长作为人生偶像，希望通过为工厂收讨外债得到厂长的高看，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承认。

　　可以说，生命里一直欠缺外在尊严的郁容秋企图冲撞的是一个社会性的规范，她渴望获得哪怕一次或一时“尊敬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长期处在道德意识边缘位置的、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的“痴心梦想”。应该说，这个“痴心梦想”让这个“坏女人”的社会尊严意识开始“起立”并飞扬:

　　我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偏巧又生得心比天高。我想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可我没有这个机会。没想到清理三角债给了我个扬眉吐气的好机遇。我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从来没有这么被人尊重过。别说喝的是酒，就说喝的是毒药，我也眼睛不眨地咽下去。甭管我在不认识的人那儿受了多大委屈，可一回到我认识的人堆里，我心里甭提有多快乐。这回不是靠哪个男人抬举，这是我自个儿挣回来的面子。[19]

　　于是，我们看到，在追逐梦想（讨债)的过程中，“郁容秋从未有过这样的神采飞扬，走路的时候腰杆笔直，好像行进在硕大的席梦思床垫上，每一步都充满弹性”。[20]

　　可是这一切都将止步于她的疾病。为讨债，不会喝酒的她在饭桌上觥筹交错，全国各地的厂长们交手过招，为了尊严，就算是喝毒药她也毫无考虑，毅然决然。然而风光无限的她，渴求尊严的她，最终输给了肝硬化。全书对于疾病的描写虽说只有寥寥几笔，但从侧面人物——兰医生这一媒介上将郁容秋的疾病写得更加耐人寻味，其后的隐喻更是发人深省。

　　兰医生是文中郁容秋和女厂长之间的一个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这个角色似乎更多地融入了作家自身的反照。作为一个有道德操守的女医生，兰医生既对郁容秋的生活方式表示不屑，又对郁容秋的不幸遭际表示深深的同隐文章正是借兰医生之口道出了女性获得尊严的艰难“兰医生的思绪象秋千一样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她觉得环境太能左右人的意志了。在充满华贵和死亡气息的干部病房里，她义无返顾地同情郁容秋在女厂长用焦灼的脚步踩出战壕样的痕迹面前，她想:女人能够干的事业，除了从医之外，实在是很有限的……”[21]兰医生的矛盾，也是生活中人们的矛盾，兰医生可算是一个普通女性的代表，那么郁容秋从作为普通人和邻居的兰医生哪儿得到了尊重吗？

　　应该说得到了，“兰医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但听了郁容秋这一番披肝沥胆的剖白，她决定哪怕是违背常理，也一定把这可怜女性的口信带到” [22]她真正地理解了郁容秋对尊严的渴望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兰医生更多的是从对生命关怀的角度来体认郁容秋对尊严的要求因为，当她面对女厂长的焦灼和不鞠躬的解释只能“点点头”，只能“不语”，现实的窘境和压力使得她和其他人一样采取一种善意欺骗的方式来逃避郁容秋的追问。“女人能够干的事业，除了从医之外，实在是很有限的……”[23]，这无穷的省略号包容了多少的无奈和苍凉。身为救治人命的医生所能做的，也只是挽救一个人物理意义的生命，对女性精神生命的挽救最终还是无能为力。由此，对于弃医从文的鲁迅郭沫若、毕淑敏这类作家，孜孜以求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我们可能就更能理解了。最后，兰医生“坚决不去医院”，郁容秋带着永久的遗憾孤独地死在医院，也宣布了郁容秋这个小人物曾经失去尊严想再拾起尊严的绝对不可能。

　　毕淑敏以郁容秋生命的消逝企图唤起人们对卑微女性渴求尊严的关注其实，以文中所塑造的能够在男人堆里所向无敌的郁容秋而言，她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并不是女厂长的一躬，她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尊严的。尊严，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对一个人价值最深刻的认定，并不是表面的一躬就能得到的。然而，这个表面的一躬女厂长都不屑付出，可见女人之间都会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习见，而兰医生通过“点头”、“不语”对女厂长的认同说明郁容秋无论从哪个层面都不会得到尊严的客观实在性难道“受过处分，名身很坏”的郁容秋真的永世不得超生吗？

　　郁容秋追寻尊严的悲剧，经历了一个从男人世界到女人世界、从强势人群到普通人群的寻找，甚至她的丈夫和女儿也丝毫不理解她郁容秋的悲剧、女厂长的冷漠兰医生的无奈再次给我以巨大的震撼，当女性获得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解放，怎么在意识形态和世俗心理中最终获得更为人性化或者说更为合乎女性文化特质的尊重？郁容秋被称为“大篷车”反映出的本质问题仍然是她的“不贞洁”，而她的“名声很坏”到最后得不到一鞠躬，也是因为她丧失了社会给女性规定的“贞洁”，这种深入到骨子的贞洁观遮蔽了文中所有人的视线一一有身份有地位的郁容秋的相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厂长，甚至人道的兰医生，以及这个工厂的员工。无论郁容秋多么漂亮、高雅、聪明绝顶，甚至为这个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因为她曾经丧失了贞洁，而永远失去了尊恶这种传统宗法社会中存在的对男女要求不同的二元贞洁观。这种贞洁观并不仅仅侵害到了受了强暴的女子，它也更深地侵入到了所有普通人群的生活中。郁容秋的悲剧再次提醒我们，真正意义的女性尊严的追寻仍然任重道远，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早已解决并得到了答案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也并不仅仅是波伏娃在特定时代的担心，女性对尊严的等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当下社会需要去参透的一个谜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哪个阶段，疾病与爱情、与命运、与战争、与国家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疾病在文本中不是意义单一的叙事元素，而是丰富意义生成的载体，超越肉体的苦痛，疾病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有着极其复杂、意蕴深刻，涉及到人性、情感、社会、道德、文化等等多方面的的指向，疾病总是出现于特定的历史场域和情感涡流之中，仿佛背负了某种使命，总是有一层言及此处却意在它指的隐喻色彩萦绕于疾病周身，呈现了更丰富、更深刻、更内涵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