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话语的转换

　　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话语的转换

　　文学批评话语的转换和文学创作话语的转换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文学创作话语对自身不断质疑与突破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实现了它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与发展。从现实主义的提出，到中国式的现代派，从文学创作的发展到“向内转”的艺术形式探索，从思维方式到批评方法的发展和变化，这些都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1、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

　　十年“文革”时期，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遭到了否定和批判。“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盛极一时，整个民族的文化进入了一个萧索时期。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以及对极“左”政治批判的展开，人们开始反思社会苦难、政治悲剧、历史灾难和人性荒漠的根源，而文学则不自觉得配合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展开，并且向前深入发展。

　　1976年后，新时期的文学开始转向伤痕文学，并且这种文学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潮流中奔涌的第一个浪头。以“伤痕小说”为例，它们正面描写文革留下的心灵创伤，揭示个人或家庭的悲剧，继而不断冲破四人帮极左思想的牢笼，向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回归。但绝大多数的“伤痕文学”创作者却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即看到了生活的表层，缺乏对自身的理性深刻思考，简单说就是把“伤痕文学”看成了一种单纯的揭批文学、控诉文学。即使是一些悲剧性的作品，也谈不上具有真正的悲剧意识，更多的是在换取读者的眼泪，引起人们的感叹和惋惜，而缺少真正悲剧意识所需要的强烈的悲壮气氛和深刻的理性内容。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是公式化、概念化创作的余音未绝，以及多年来审美经验的消极影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与外来文化的隔绝弱化了作家的审美神经，所以概念化的写作、公式化的人物和结构以及整体的艺术性不足成为这种文学创作最大的硬伤。在“伤痕文学”的引领之下，“反思文学”继续着它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一批敢于独立思考的、阅历丰富的作家，提供了一批更富理性精神也更有思想深度，在更大范围回溯和反省历史的作品。

　　1984年前后的“改革文学”使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逐步走向成熟，成了我国历史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由于作家们在表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心理结构的过程中，未能改变“改革文学”艺术思维单一的弊端，在自身的革新试验中找不到适合自己气质、个性的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潜在的危机。但“改革文学”的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向沸腾的现实生活，他们的作品不仅紧贴现实，而且切合了要与时代发展同步的要求，因而受到了当时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和提倡。总体看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是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变革的产物，它回应了当时政治话语的声音，唤醒了中国当代文学早已失去的批判的记忆，中国文学批评界重新拾起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勇气。

　　2、文学“文体形式”的突围

　　传统文学理论中始终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坛少有文体形式的自觉，因为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实践中，内容总是高于形式、大于形式的，形式的创新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之后，“朦胧诗”派在新题材、新视角以及个人感知的方式和语言结构上，以其少见的勇敢姿态进行了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此外，从创作实践看，以王蒙、宗璞、刘索拉等现代派小说艺术手法和技巧的探索，及其以高行健为代表的戏剧形式方面的探索等，都驱使着文学以挑战者的姿态不断向禁区冲击。伴随这一时期文学政治、社会批判热情的不断耗散，我们不但看到了文学体式上的变化，而且发现文学进入了观念更新、新潮迭起、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探索时期。随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家“自觉地“举起了‘寻根文学’的旗帜” [1]。我们发现“寻根文学”在批判民族性格的心理弊习、表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时候，其语言风格、结构、叙事方式及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的创新，使得文学的“文体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可惜的是“寻根文学”在文体形式方面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围。

　　其实，在文体形式上的探索、创新和突破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是先锋文学。若论先锋文学取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叙事方式的革新。先锋作家在叙事上往往求助于悖论、悖谬、反依据甚至是反批评的空白话语，追求一种片段性、零散化和拼贴式的叙事方式。第二，语言方面的实验。先锋作家在语言方面开了实验的先河，以独特的个人感觉方式对语言规范进行扭曲和违反，其所形成的语象世界和言说方式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第三，风格上的零度情感。这种写作风格无作者思想、无主体认识，它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凌驾于个人主体之上的情感表达。

　　至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的不足明显地体现了出来。由于先锋文学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没有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且过分迷恋文本形式，沉溺于空心化、抽象化、游戏化的叙事，进而使得先锋文学和时代、现实、人心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成为读者身外的“冷风景”，受到质疑与冷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但总体来看，“先锋文学在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走向独立和自律上，其贡献是非常巨大的。”[2]虽然其在文学“文体形式”的突围问题上以失败告终，但它对其后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论文发表。

　　3、文学的众声喧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社会文化空间的不断深化与拓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大众审美需求和价值诉求多样化，所以大众文化开始和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合谋，互相之间影响甚大，三者之间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格局。在这种“杂语共生”的文化背景之下，各种文学思潮自由生长，互相促进。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共名”式的文学创作方式趋向解体，作家们根据个人审美趣味的变化，而积极寻找个性化的创作风格。并且这一时期文学的表现“内容”被突出和重视，而形式的探索相对地处于“边缘”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得到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90年代文学形式的探索不被继续，只不过受到的重视已经远不及上世纪80年代那样热烈。其实，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都不约而同的转入到“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去了，被批评家们称之为“新历史小说”。

　　当然，对“当代”历史，包括“反右”、“文革”等事件都包括在内的反思性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以延续。在散文领域，一些关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历史的记实性回忆录陆续出版；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激进主义”等的讨论出现。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20世纪50至70年代的重要小说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等的发掘。这些文学现象都是为了回应上世纪末反观历史的要求而生。此外，对现代都市生活物化现实的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开。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系，这些作品往往被重新整合到“现实主义”理论中去，如“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命名，已经显示出这种价值取向。但是这时的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变化。“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含义，“个人化写作”成为上世纪9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讨论最多的话题。而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也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而与这些“新”现象内容相关的网络文学的蓬勃越出，则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带来了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其实网络文学作为文学众声喧哗中的一个声部而存在，本身就拥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此外，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界在不断地突围，诗歌界已没有英雄，文学已失去了轰动效应、失去了旗帜，这是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发生了改变的结果。由于作家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及其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精神追求出现了明显地分化，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文艺思潮共声共存。在这种繁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新时期文学发展越来越商业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生活和文学中日渐衰弱，文学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主义，走向了世俗化和欲望化的解构、逍遥之途。可以断言，一个重新探讨文学精神的众声喧哗时代已然降临。